文档介绍：英国城市中心规划
背景
城市变化是社会、经济和技术力量运转,尤其是地方力量及物质因素的结果。规划者必须在两种情形下工作,从当时的理论和实践中获取一般方法,以及从地方情况中获得特殊途径。任何对产生变化的原因以及变化影响的可能性的理解都必须依赖于对内部及外部因素的认识。本章试图为后面章节将要讨论的特殊变化提供一个框架,同时着眼于城市中心的功能变更。
十九世纪目睹了在新的生产方式、铁路以及人口迅速扩张的作用下大型工业城市的成长过程。在那一个世纪里,十年内人口增长率超过40%的情况在本书所描绘的城市中是非常普遍的。在伯明翰人口数在1861年到1871年之间增加了将近150,000人。每一个城市都建造千篇一律的住宅、铁路和工厂以满足新的需求。这是社会、经济和技术变革的物质根据。但是,每一个城市中特殊的因素会影响新的发展。因此,利物浦作为港口的重要性促进了壮观的仓库和办公建筑的发展;而纽卡斯尔位于狭窄的河边地区,与三人运动相关,刺激了新城市中心的发展。
维多利亚城市的普遍问题和特征导致了普遍的谴责和立法,也导致了促进其进步的标准补救方法的应用。特别是卫生设施和住宅立法最终导致了二十世纪用来控制城市用地性质和结构的规划立法的形成。十九世纪法令要求地方当局应该指派工程师和健康医务官员,这一做法促进了对城镇及城市发展和控制的特殊态度,同时将重点放在街道和贫民窟这样的问题区域。这个重点一直延续到二战以后,并且最终引起了许多批评。特别是利物浦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公共住宅运动,而在伯明翰则发展了道路规划和交通管理的专门技术。维多利亚城市中心的投资和发展大部分被遗留给私人企业。土地多重所有权的问题使总体规划非常困难但并非不可能,就像伯明翰的Chamberlain所显示的那样。
两战期间的变化以机动车使用的增长,对贫民窟住宅的攻击,连锁商店统治主要街道以及工厂的逐渐迁移为特征。零售方式的变化导致了大量的改造和所有权的合并,从而避免了战后许多类似产业的重建。对贫民区的清除是在住宅运动下展开的,大部分土地被重新用来建造公共住宅。(直到1944年和1947年的城市和乡村规划运动,地方当局才能开发这些土地做其他用途。)旧的铁路和工业的关系被机动车的使用的发展所弱化。在考文垂许多早期的汽车制造厂从中心地区搬迁到城市边缘的更大区域。
汽车开始成为城市中心的一个问题,尽管在主要商业街停车仍然相对容易。的确,在三十年代,伯明翰制定了一项非常有效的即使是声名狼藉的单行道交通管理方案(这个城市制定了仅有的两个非常早的城市规划方案中的一个,这两个方案在1909年的城市规划运动中得以制定)。Herbert Manzoni作为城市工程师负责大量的道路建设,战后这一工作的重要性被地方当局广泛接受,当时伯明翰城市中心的建议相当一部分是道路建议。
1940年和1942年发表的三篇主要报告为战后规划立法设立了背景,它们分别是Barlow(1940),Scott(1942)和Uthwatt(1942)报告。对于中心区的未来最重要的是Uthwatt报告,它涉及到赔偿和改良问题。对其土地或房产妨碍了规划改造的所有者的赔偿问题长期约束或阻碍着现存建成区域的规划再开发。这篇报告提出的建议不仅不限制赔偿的水平,还考虑为改良进行募捐,其金额与发展造成的土地和所有权的增值相联系。该报告还建议给予地方当局一定的权利以为再开发而强制性地获得大面积的混合使用。这个在闪电战后和考文垂报告一起生效的建议,为最终成为1947年城市和乡村综合发展地区规划法令的讨论提供了焦点。这个法令提供了赔偿和改良的规定,以及全面控制所有建设的权利。这个立法为地区规划当局提供了巨大的权利,并使更多的改革者能够进行大规模再开发,而无须交付额外赔偿金成为可能。尽管有很多建议最终得以实现,但直到一些限制市场的规定被消除,并且允许更大比例的私人投资以后,才产生真正有效的中心区再开发。
Uthwtt和Barlow报告以及1947年的城镇和乡村规划法令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针对维多利亚城市的丑陋形象的批判和政治运动的顶点。这是人们对城市内部某些区域的感知的结果,昏暗的街道;与被烟熏得乌黑的工厂并置的缺少灯光、给水和排水设施的住宅;破旧的商店和公共住宅混乱地拥挤在中心区里及其周围;所有的东西看起来都必须被铲除,而无法靠现有的法律来解决。
这些试图促成战后立法的尝试带来了许多不同的价值观和运动。十九世纪改革家和慈善家Cadbury从伯明翰中心区边缘迁出,搬到Bournville的田间。那里距离中心三英里远,结合霍华德的观点开展了新住宅和城市规划运动。但在艺术和建筑领域同时还存在现代主义运动,在规划方面,勒·柯布西耶在两战间及战后的热情呼吁将这一运动推向极至。他认为新的城市应该由玻璃塔楼,青葱的草木及人车分流的交通系统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