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王东明:我的父亲王国维
初入南京中央大学,父亲的光环,初次在大众面前照亮了我
王国维先生是我的父亲。
1913年的冬天,我在日本西京(京都)出生。虽然前后两位母亲莫氏与潘氏已育有四个男孩,也有过四个女孩,但四位女儿都夭折了。这样一来,我算是长女,因此,我最得父亲的宠爱。他说我是米里拣出来的一粒谷,很是难得。
父亲为我取名字,也是煞费苦心,以前女孩儿都取女性化的名字,但是我家的女孩不好养育,因此把我也排在男生的“明”字辈,取名“东明”。父亲工作之暇,常爱抱着我哼哼唱唱,随口就叫我“小姑娘”,全家都跟着叫,“小姑娘”就成了我的小名。
我七岁时,母亲要生六弟登明,就把我送到外婆家寄养。外婆家祖居浙江海宁城内,房子很大,我一去就不想回上海的家了。
外公是前清的秀才,那时他在住家的大厅设私塾,学生都是邻居家的孩子,我是唯一的女生。那些男生都很野。虽然入学时外公向大家介绍我,说我叫“王东明”,可是他们听到家人叫我“小姑娘”,也跟着叫,有时还拍着手、扯着嗓子唱。我实在生气了,就向“外公老师”告状。我本想外公一定会重重地打他们的手心,谁知道他把戒尺在空中扬了一下,训了几句就算了。表弟表妹们比我小了不少,也跟着叫我“小姑娘”,我就狠狠地对他们说:“我是你们的表姐,叫我表姐!”
小名困扰了我整个童年,一直到十三岁,母亲把我从老家接回北京时,家中帮佣都改口叫我“大小姐”,只有父亲母亲仍叫我“小姑娘”。父亲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去世。次年夏天,母亲偕全家返乡,住到外婆家。
十六岁时,我上小学五年级,“王东明”才正式成为我的学名。自幼到老,人们对我的称呼,实在很多。我最喜欢的是初入南京中央大学时,英语老师郭秉龢教授向同学介绍我的方式,他说我是“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的长女公子”。因为开学时,郭教授出了一个作文题,好像是有关家庭的,我虽然没有写父亲的名字,但在内容上他看出了我的身世。父亲的光环,初次在大众面前照亮了我。
父亲在十八岁、二十一岁时两次乡试不中后,就不再热衷仕途了
父亲生于1877年农历十月二十九日(阳历12月3日)。他的童年颇为孤独,四岁时,生母凌氏不幸病故。当时他的姐姐蕴玉才九岁,本身还没有自理的能力,但已能照顾弟弟。
父亲十一岁前,祖父一直在外地谋生,因此,他自幼依赖祖姑母范氏并由叔祖母抚养,这形成了他“寡言笑”的个性。
父亲七岁入私塾读书,十一岁时,祖父奔丧归,遂留在乡里,日夜课子就读。家有藏书五六箧,除《十三经注疏》为父亲儿时所不喜外,其余的书,每晚自塾归,祖父必口授指画,深夜不辍,诗文时艺,皆能成诵。祖父还教父亲骈文及古今体诗,为父亲日后研究金石、诗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父亲十六岁时考中秀才,与褚嘉猷、叶宜春、陈守谦三君,并称
“海宁四才子”。陈守谦比父亲年长五岁,他后来在给父亲的祭文中曾说:“余长君五岁,学问之事自愧弗如。时则有叶君宜春、褚君嘉猷者,皆朝夕过从,商量旧学,里人目为四才子,而推君为第一。余最浅薄不足道,而君才之冠绝侪辈,叶褚二君亦迄无间言。”足证父亲当时是他们公认的四才子之冠。
父亲喜好看书,可以说是嗜书如命,因此他能博览群书,不受一家学说之牢笼限制。但他对于刻板的八股文却兴趣不大,因此他在十八岁、二十一岁时两次乡试不中后,也就不再热衷仕途了。
1898年,父亲二十二岁那年,汪康年、梁启超等人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同学许默斋掌书记,因事返乡,请父亲代理他的工作。父亲遂前往《时务报》工作,虽然薪水甚微,但此行却是他一生事业的开端。
到上海后,父亲开始学日文、英文,接触西方的哲学、科学,研究戏曲、诗文、金文、甲骨文。他不断地读书、研究、写作,直到过世,从没有停止过。
父亲跟随罗振玉,朝夕相处,相互切磋,罗振玉是父亲一生中不可或缺的人
辛亥革命后,父亲随著名的罗振玉先生和罗的女婿刘季英(《老残游记》作者刘鹗之子),携带家眷,东渡日本。父亲带母亲、四个哥哥及两个仆人共八口人,于1911年11月27日从天津搭日轮“温州丸”抵神户,暂居在日本京都乡下田中村。次年4月移居京都吉田町神乐冈八番地。八番地面临青山,地甚幽静。
侨居日本时,父亲的主要工作是为罗振玉整理从国内运去的藏书及古物。父亲与罗朝夕相处,相互切磋,结识了几位外国学者,受益颇多。当时父亲主要的著作除《宋元戏曲史》(初名《宋元戏曲考》)一书外,另集两年所作诗二十首成册,名曰《壬癸集》,还与罗振玉合著《流沙坠简》,并写《殷墟书契》两卷译文等。
父亲早年初到上海时,同时也在罗振玉创办的东文学社就读,受业于藤田丰八等人。后来《时务报》因戊戌变法失败而被关闭,罗振玉将父亲引介入东文学社,负责庶务,免交学费,因此得以半工半读。
东文学社除教授日文外,也传授英文、数理化等科。父亲从日本教师田冈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