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1924年泰戈尔访华对中印文化交流的影响|中印文化交流周昊
摘要：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1924年的泰戈尔访华，不仅沟通了自清末以来几乎中断的中印文化联系，带来了突破宗教方面的广泛交流，并且促成了中印学会和中国学院的创立，从而带动力协助下，促成了中印学会和中国学院的创立，为两国学者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固定的场合，推动了两国文化交流的纵深发展。
泰戈尔在访华期间游走了北京、上海、南京、杭州等核心大中都市，加深了对中国风土人情的理解。何雯曾向泰戈尔提出“将来可组织‘中印学会’，互通声气”的建议，得到了泰戈尔的赞同，由此泰戈尔萌发在国际大学开展中国研究的设想。泰戈尔回国后，由于和中国联系较少，建立中印学会的事宜始终没有提到议事日程。直到1927年泰戈尔访问新加坡，结识了在那里教书的中国学者谭云山，邀请谭云山赴国际大学任教。1931年9月，谭云山带着国际大学同仁制定的互换学者和成立研究机构的交流筹划回到中国谋求支持和协助，得届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和中央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的大力支持，使组建工作得以顺利开展。1934年5月和1935年5月，中印学会在国际大学和南京正式成立，泰戈尔和蔡元培分别担任印中双方的会长，诸多热衷于两国文化交流事业的人士也纷纷申请加入。
中印学会成立后所做的影响最为深远的工作就是和国民政府一道，协助泰戈尔和谭云山筹建中印文化交流和研究的学术机构――中国学院。中印学会捐款约三万一千七百卢比，赠送十万卷中文图书，会长蔡元培赠送一套《四部备要》线装书。其他热心人士和出版社赠书大概五万卷。国民政府委派戴季陶、陈立夫、朱家骅等政要担任人中印学会的领导人。戴季陶书写的论述中印文化交流的历史和将来的铜牌和林森书写的“中国学院”题字，至今悬挂在中国学院大楼很抢眼的位置上。
1937年4月14日，中国学院在国际大学落成，几易人选，揭幕礼最后由泰戈尔亲自主持，冥冥中似乎注定了她和中国的不解之缘，中印朝野重要人士也纷纷发来贺电或贺信。泰戈尔在揭幕词中表达：“中国的学生和学者将作为我们的成员住在这儿，她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生活水乳交融。她们将为共同的事业付出辛勤的劳动，协助逐渐复修中印两国人民之间业已中断十个世纪、富于成果的康庄大道。”被任命为中国学院院长的谭云山论述了中国学院的发展筹划，她强调要把中国学院建成一种中印两国学者共同进行学术研究的高档活动中心。
民国初期，中国向优秀国家学习的意向越发明显，绝大多数留学生乐于选择欧美和日本这些发达国家，泰戈尔访华使中国人不乐意去印度留学的状况大为改观。中国的中印学会成立后，魏风江以优秀的成绩被选派赴印度学习，进而成为近代以来中国政府派往印度的第一种留学生，同步她还是国际大学和中国学院的第一种中国学生，也是泰戈尔唯一的中国学生。抗日战争爆发后，魏风江回国，七年留印期间和泰戈尔结下深厚的师生友谊，鼓励她回国后始终致力于推动中印文化交流的工作。1987年，魏风江故地重游，国际大学校友们打出：“欢迎您――在中国为泰戈尔精神不倦呐喊的老校友”的中文标语。时任印度驻华大使沙尔曼・海达代表印度政府和印度人民，还赠送魏风江一尊古铜色的泰戈尔半身塑像，以表扬她半个世纪以来为增进中印文化交流做出的奉献。
泰戈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