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该【阿Q正传的接受史 】是由【青山代下】上传分享，文档一共【5】页，该文档可以免费在线阅读，需要了解更多关于【阿Q正传的接受史 】的内容，可以使用淘豆网的站内搜索功能，选择自己适合的文档，以下文字是截取该文章内的部分文字，如需要获得完整电子版，请下载此文档到您的设备，方便您编辑和打印。:..《阿Q正传》的接受史000一、20世纪20、30年代至40年代-------鲁迅、茅盾为代表000当《阿Q正传》开始在《晨报副刊》上连载时,沈雁冰(茅盾)即在《小说月报》上发表文章说:“我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总觉得阿Q这人很是面熟,是呵,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呀。”后来,沈雁冰又在《读〈呐喊〉》发展了自己的观点:“我又觉得‘阿Q相’未必全然是中间民族所特具,似乎这也是人类的普通弱点的一种。”以后,鲁迅自己也写了好几篇文章,谈《阿Q正传》的成因;据说,他心目中的阿Q“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在上海,从洋车夫和小车夫里面,恐怕可以找出他的影子来的”,而他之所以要写《阿Q正传》,是因为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在谈到阿Q的“革命”时,他又说:“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命运,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阿Q正传〉的成因》)鲁迅对于阿Q的形象塑造还发表了这样的意见:“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阿Q正传〉的成因》)000这说明,在《阿Q正传》出世以后的二三十年代,人们都注目于“阿Q”这一形象所具有的“普遍”意义;尽管也有人注意到阿Q身上的“人类的弱点”,但占主导地位的意见,却是将阿Q作为一个“国民性弱点”的典型,这也是大体符合鲁迅启蒙主义的原初创作意图的。000到了40年代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热潮中,这一接受倾向,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在一篇很有代表性的文章里,就是再三强调阿Q“是中国精神文明的化身”,“这是一个失败民族的好笑的自解,一个衰落的古国的可哀的自满”,在对阿Q形象意义的阐释里,人们很容易地就听出了要求“民族自省自救”的时代呼声(立波:《论阿Q》)。而作家张天翼同是写于40年代里的《论〈阿Q正传〉》里,更是急切地呼吁,“我们民族中的这每一个分子,都把自身检验一下,看你还带有阿Q灵魂原子没有”,“一定要勇于正视我们自身上的缺点和毛病,一定要洗涤我们的灵魂”,如果听任每一个人身上的“阿Q气”任意发展,就“多多少少总会使我们民族在进展中受到拖累,甚至或是受阻碍的”。0000无论是20年代的启蒙主义思潮,还是三四十年代的民族救亡思潮都提出了“民族自我批判”的时代课题,阿Q也就自然成为“反省国民性弱点”的一面镜子。000:..二、20世纪50--70年代----陈涌、毛泽东为代表0000当新中国成立以后,胜利了的中国革命要求在文学上也得到充分的反映与肯定,并且按照这一要求对以往的文学进行重新阐释与评价;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出现对鲁迅著作的全新接受视野与阐释体系,几乎是不可避免的。0000陈涌写于50年代中期的《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即这样应运而生。在这篇文章里,陈涌断定鲁迅的《呐喊》、《彷徨》“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的革命,反映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和毛泽东同志的结论是完全一致的”。0000在这样的总的认识下,陈涌对《阿Q正传》的阐释发生了两个重大倾斜:第一是强调“鲁迅是现代中国在文学上第一个深刻地提出农民和其他被压迫群众的状况和他们的出路问题的作家,农民问题成了鲁迅注意的中心”,阿Q“是一个被压迫被剥削,到了后来甚至连生活也难以为继的雇农”,鲁迅不仅写出了他的不幸与落后,更表现了他必然走向革命。因此,陈涌认为阿Q土谷洞里的梦“是鲁迅对于刚刚觉醒的农民的心理的典型的表现”,“它虽然混杂着农民的原始的报复性,但他终究认识了革命是暴力”,“毫不犹豫地要把他主阶级的私有财产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并且“破坏了统治了农民几千年的地主阶级的秩序和‘尊严’”,这都是表现了“本质上是农民革命的思想”。0000第二陈涌同时又强调了《阿Q正传》“从被压迫的农民的观点”对于资产阶级及其领导的辛亥革命所作的批判,“鲁迅清楚地表明了,地主阶级或地主阶级里的资产阶级化的知识分子如何伪装革命,如何向革命投机,如何排斥真正的革命力量”。陈涌的上述观点几乎支配了五六十年代对于鲁迅及《阿Q正传》的接受;后来,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也反复强调阿Q是一个“不觉悟的落后农民”的典型,要人们吸取辛亥革命假洋鬼子“不许革命”的教训,影响更为深远。现行中学语文教材“预****提示”及注释里强调“小说塑造了一个在辛亥革命前后尚未觉悟的贫苦农民形象阿Q,描写了封建势力在革命前残酷剥削、压迫农民,在革命到来后又温进‘革命党’,***革命”,“从而深刻揭露封建势力的残狡猾的反动本质,批判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妥协性和不彻底世”,基本上是沿袭以毛泽东与陈涌为代表的《阿Q正传》观。000三、20世纪80年代———王富仁为代表000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自然引发了对于传统鲁迅观、阿Q观的重新审视。王富仁的《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初版,1992年再版)一书“引论”里在肯定了前述研究体系“帮助我们从中国社会政治:..革命的角度观察和分析了《呐喊》《彷徨》的政治意义”的同时,即尖锐指出,“它所描摹出来的《呐喊》和《彷徨》的思想结构图式与我们在原作中实际看到的在构架上发生了变形,在比重上有了变化。例如,在《阿Q正传》的艺术描写中处于次要地位的关于阿Q要求参加革命的描写,在我们的研究文章中被大大强化了,成了《阿Q正传》之所以成为伟大现实主义作品的主要标志,而在原作中用大量篇幅和主要笔墨加以表现的阿Q精神弱点的艺术描写,则无形中被降到了一个较次要的位置上来。并且常常被认为是鲁迅较多地看到人民的弱点的例证,作为鲁迅当时思想局限性之所在。与此同时,在对阿Q革命的分析中,其积极意义得到了片面的夸大,其消极意义只剩下了轻描淡写的几笔附赘之词。”0000王富仁自己,则从他的“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的《呐喊》《彷徨》观出发,对《阿Q正传》作出了新的阐释。他认为,“辛亥革命的领导者无视农民的革命要求,不注意发动群众,向封建势力妥协,而阿Q也始终处于愚昧落后状态”,这两者互为因果,“造成了辛亥革命的失败”,而《阿Q正传》的深刻之处恰恰在于,它是把阿Q视作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的最关键的因素的。由于阿Q的不觉悟,‘假洋鬼子’才得以以一点外形的新攫取了未庄‘革命’的领导权,赵太爷才得以保持着自己的固有的社会地位”,“即使阿Q成了‘革命’政权的领导者,辛亥革命依然毫无胜利的希望,他将以自己为核心重新组织起一个新的未庄封建等级制度”。王富仁认为,阿Q的根本精神弱点在于“缺乏自我意识和个性的自觉,在外部表现上便是对传统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现状的消极适应性”,并表现为两种不同的形式:“精神胜利法”是一种被动适应方式,即“在无法改变自身实际社会地位的时候,以被动忍耐的方式适应被压迫、被蹂躏的悲惨处境”;阿Q的“革命”则是另一种“主动适应方式”,“即在现实的封建等级制度的阶梯上,爬到更高的等级阶梯上,由被压迫者转化为压迫者”。000在王富仁的阐释中,显然要强调阿Q的“革命”与其“精神胜利法”在本质上的相通,而辛亥革命的最大教训正是在于其“政治革命行动脱离思想革命运动”,忽略了农民(国民)的精神改造——而这正是曲折地传达了新时期的时代呼声:在全面推进经济、政治的现代化时,不要忽略了“人的现代化”。这一呼声里内含着的“新启蒙主义”特质,自然是与鲁迅时代的“五四启蒙主义”相联系的。0000四、其它观点0000正因为如此,新时期对《阿Q正传》的观照,又不约而同地回到鲁迅创作原初意图与二三十年代的阐释那里,集中于阿Q的“精神胜利法”,把它看作是一种“国民性的弱点”,以:..后又逐渐转向对“阿Q性格(精神)”的人类学内涵的探讨上。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认为“阿Q性格充满着矛盾,各种性格元素分别组成一组一组对立统一的联系,它们又构成复杂的性格系列。这个性格系列的突出特征就是两重性,即两重人格,自我幻想中的阿Q与实际存在的阿Q似乎是两个人,是不相容的两种人格,但它们却奇妙地统一起来”。这位作者具体地归纳了阿Q多种二重性格特征,即“质朴愚昧与狡黠圆滑”,“率真任性与正统卫道”,“自尊自大”与“自轻自践”,“争强好股与忍辱屈从”,“狭隘保守与盲目超时”,‘排斥异端与向往革命”,“憎恶权势与趋炎附势”,“蛮横霸道与懦弱卑怯”,“敏感禁忌与麻木健忘”,在这位作者看来,这种“二重性格”正是来自人的本性,即属于人类共通的精神现象(林兴宅:《论阿Q的性格系统》)。0000也有文章认为,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人”不敢正视自己的落后不幸状态的精神的满与骗,因此“不仅东方落后民族中会产生阿Q的精神胜利法,处在一定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中的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只要还有个人和集团处于落后地位,就有产生粉饰落后的精神胜利法的可能”(参看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第3章)。0000而另一些文章则认为,阿Q的遭遇以及他的精神胜利法实质上是表现人的个体生存的“双重绝望”的。首先是“个体生命与人类基本生存环境的冲突”的“绝望”性质。阿Q作为一个“个体生命”的存在,几乎面临“人”的生存困境:基本生存欲求不能满足的“生的困恼”(《生计问题》),“无家可归的惶惑”(《恋爱的悲剧》),“面对死亡的恐惧”(《大团圆》)等等,而他的一切努力,挣扎(《从中兴到末路》)——包括投奔“革命”,都不免“是一次绝望的轮回”(《革命》、《不准革命》)。面对着挣扎无望的生存困境,人只能“无可奈何地返回自身”,如恩格斯所说,“他们既然对物质的解放感到绝望,就去追寻精神上的解放来代替,就去追寻思想上的安慰,以摆脱完全绝望的处境”(《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也就是说,“精神胜利法”是处于无奈之中的“人”的一种几乎是无可非议的选择:“人”正是通过“把想象中的世界当作现实世界的精神幻觉”,完成了“从现实物质的失败”到“想象的精神胜利”的心理转换,“保持自我内心的平衡,借以协调自我与外在环境的关系”,以“维持自己的正常生存”。但另一方面,这种选择不但丝毫没有改变人的绝望的失败的生存状态,只会使人因为有了虚幻的“精神胜利”的“补偿”而“心满意足”于现状,进而屈服于现实,成为现存生存环境的“奴隶”。这样,为摆脱“绝望”的生存环境而作出的“精神胜利法”的选择,却使“人”堕入了更加“绝望”的深渊,于是,“人”的生存困境就是永远也不可能摆脱的(以上分析参见汪晖:《“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与鲁迅小说的精神特征》、谢伟民:《悲剧?喜剧?悲喜剧?——重读《阿Q正传》、张梦阳::..《阿Q与世界文学中的精神典型问题》)。鲁迅的《阿Q正传》正是以对“人”的这一生存困境的正视而揭示了人类精神现象的一个重要侧面,从而使自己具有了超越时代、民族的意义与价值。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