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李宗陶发自北京
村里自是与城里不同。没有门牌号的loft型工作室,青砖,平顶,随意栽些小树。宅院开阔,要看清迎出来的主人,得用长焦镜推出去二十多米。午后日光耀眼,将阿城推到近前。
此刻,相当于他的“天蒙蒙亮”。20多年前,他也是喜欢在夜间写字的。
脸色略白,目光沉郁,礼节性的微笑挟着一丝腼腆在眼镜片后面一闪而过。屋子像一艘大船,须有船长指点向左向右。屋顶高挑,四壁素白,两台织布机上有布有绢,几台LP唱机开膛破肚摊在桌上,书、画册、唱片、收藏的文物,散放在屋里。透过大玻璃,可以望见院子里的绿。
这是阿城的新宅。“买不起城里的房子。”他说。
沙发围着壁炉,壁炉连着漆成全黑的烟道外壁,像起居室的鼻子。墙上挂着画家刘丹的作品“触石兴云”,画的是同一块石头的6个面。阿城坐下点烟,没有表情,像一团雾。茶几上,摆好了一盘瓜子一盘糖。
照片
阿城眼力之毒,很有一些传说。初见“民国女子”朱天文,只着四字:渺目烟视;在美国遭遇蒙面大盗,旁人看到大盗罩着丝袜,他却看到大盗的胡须从丝袜里钻出来;一群人围坐,高谈阔论,他不声不响看到“大家揣着一肚子下水坐着”;他还从《今生今世》里看出胡兰成的杀气。
他一眼望见摄影记者的大包,斩钉截铁表示自己不要做公众人物,从来不让媒体拍照,只拍公安局的证件照。
对主流和体制,他一以贯之地冷淡。对新近被推为“名士”,他习惯性地从纠正概念开始:“在体制里反体制,这叫名士。《世说新语》里记载的那些人都有俸禄,是体制中人,然后做些放浪形骸的事情反礼教。今天,某部长某日光了膀子上街,还没穿袜子没穿鞋,‘成何体统
’!
这才是名士。我是寒士。”一低头,瞥见寒士没穿袜子。
不让拍照的阿城,对相机却很热爱。他跟摄影记者谈装备,展示哈苏镜头、林哈夫相机,就像两个手艺人碰到了一起。打开那具红漆斑驳的老柜子,里面有七八台七八十岁的柯达相机,带皮腔的,还有一台16毫米电影机,都是他在美国地摊上攒的。他曾用那些相机给人拍照挣钱。他一一打开它们,抚摸它们,动作温柔。
子夜,摄影记者面露倦色倒在沙发上,再次表示“拍几张,自己留着”,阿城笑道:“好吧,自己留着可以。”虽然快门按动的声音还是会引发不易察觉的一颤。
父子
阿城是钟惦棐的儿子。钟惦棐当年从成都去了延安,建国后曾在***文艺处负责电影工作,后任《文艺报》艺术部主任。1956年发表《电影的锣鼓》,文章分析、反思并提出警示:“艺术创作必须保证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必须充分尊重艺术家的风格,而不是‘磨平’它。”1957年钟惦棐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免职,行政降四级,下放农场监督劳动。这一年,阿城8岁。
阿城第一次带到学校被老师没收的书,是德国漫画家卜劳恩的《父与子》,直到“一九八四年买到再版的《父与子》,翻来覆去看了一个月,终于将童年洗干净。”但父亲的“洗干净”,则是22年以后的事了。
母亲拉扯5个孩子长大,这其中的艰辛怎么算也算不清楚。耐磨的灯芯绒裤子在兄弟间传递,实在不能穿了,姥姥会糊成碎布渣做鞋。
“一年二十多只鞋一针针做成,姥姥总说膀子疼。冬天,家里养的鸡排在窗台上啄食窗纸上的糨糊,把窗户处理得像风雨后的庙。当时,全国的百姓都被搞得很艰难……”弟弟得了一次机会作客吃肉,差点成为全家第一个离去的亲人。阿城初中时参加游泳训练,教练说“家里供不起每天二两牛肉的,以后就不要来了”,他便没有再去,只好到玉渊潭去游浑水了。
有那么二三十年,阿城吃得最多的就是面食。住在德胜门外那两间幽暗小屋里的时候,朋友们常见他门也不锁,托着斤挂面高高兴兴地回来了。他用面条待客,一视同仁。在自家窗上龙飞凤舞的各种留言里,也有他写的:“出门了,几日回来,钥匙和挂面在老地方”。三王(《棋王》、《树王》、《孩子王》)发表,全国各地不断有人来找他,在那间屋子里,他创下过一天下面16次的纪录。何立伟曾经劝:长期吃面,营养不良呢。他慢吞吞道:还吃水果呵,维他命在水果里。但是,何没有在他家里发现水果。阿城一定向朋友们宣布过“我爱吃肉”,但那天我们有点欣慰,在小饭店坐下,阿城第一个点的是水煮鱼,听说鱼已经没有了,他有点一筹莫展。陈村回忆初识阿城,说他穿着合体的中式棉袄,频频拿“汽水般好喝”的黄酒与人干杯,结果醉倒。陈村很是纳闷:阿城怎么能没喝过黄酒呢?
18岁那年,父亲对他说:咱们现在是朋友了。因此,当1979年右派平反的消息让父母开始张罗当晚的牛肉面时,这个朋友坐在椅子上,心事沉沉。该组织怎样的语句,才能既表达自己的看法又不伤父母的心呢?因为除去面条和灯芯绒裤子,阿城兄弟几个吃过的苦头还包括,无权考大学,后来在各个农场村寨度过青春。1979年回到北京,
“痴楞楞觉得自行车风驰电掣,久久不敢过街。”……
阿城最后是这么说的:如果你今天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