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形式创新能走多远?——评电影《我不是潘金莲》
陈日红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网传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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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日红, 女, 广西柳州人,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网传学院教师, 文学博士。
基金:校级科研启动项目:新媒体语境下的网络文艺传播研究(项目编号:2016QDA008) 的阶段性成果
电影《我不是潘金莲》所采用的以圆形画幅为主的形式创新引发了观影者的热议。形式创新与内容创新应当并驾齐驱已是大众共识, 做到任一方面对电影的发展都具有推动作用。形式创新作为连接电影与观影者的桥梁, 起着吸引观影者的注意、满足其视觉消费、达到艺术与商业双赢目的等多重作用。电影形式创新的探索可以被客观公正地评价, 需要依赖对形式的“中介”性质和形式背后的技术理性的正确认知, 同时对视觉消费和大众审美的取向有所把握, 这样的形式创新才能走得更远。
一、电影形式的“中介”性质
“中介”一般指代连接双方事物并起作用的中间环节, 中介起着有效地连接、避免双方事物走向极端的作用。电影的形式创新连接的两极有很多组合, 比如形式与内容, 形式与观影者, 形式与传播, 形式与大众审美等。
以形式和内容的关系为例, 《我不是潘金莲》常被评价为以创新的形式突出信访制度的困境、女性生存的困境、社会现实的荒诞和严肃、中国人生活经验的展示、民间精神与国家机制的对抗等。圆形画幅的镜头给观影者一种“窥视感”, 窥视中国女性在各个方面与男性的不平等以及社会生活的孤独。被窥视的对象不是女性本身, 而是女性被“污名化”而不得申诉的事实。电影从同名小说改编而来, 但看电影的人数往往多于看小说的人数, 电影很容易放大小说中描述不够到位的地方。“刘震云不是金刚怒目式的批判和揭露, 而是幽默、调侃、揶揄、反讽, 因而就有一种玩世不恭的戏拟和玩笑意味。”[1]电影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小说与电影之间联系的桥梁, 且具有放大小说传播效果的作用, 将刘震云小说的戏拟和玩笑意味通过传统画幅的改变来实现。
圆形画幅在国内电影中较为少见, 它不是简单地把传统影像在一个圆形中呈现, 而是使所有构图和观众视觉系统产生改变。这对于表现女性的社会困境和生存环境的荒谬较有创新性。方圆画幅兼有是大导演在形式创新上的一次“任性而为”。同时, 圆形画幅占主导地位, 故事内核转变时采用了传统的方画幅, 因此, 形式的讨论并不是单纯的概念, 也包含着形式本身的变化统一。中介性质围绕着形式的变化统一得以实现。导演本身也意识到形式创新会给影像的呈现和观众的欣赏体验带来巨大挑战。如圆形画幅显得拥挤, 周边的空白更显突兀, 窥视的状态对摄像机的平行移动提出了调整的需要, 带来的新鲜感也成为传播的热点。然而, 形式的创新具有两面性, 一面是形式创新是电影追求多元化表现手法的体现, 一面是创新的不彻底、不贴合。两面如硬币的正反面, 在开始阶段表现得最为明显。然而也跟硬币一样, 形式的创新需要两面的对应, 没有创新就没有进步, 没有创新后不成功的经验总结, 后期的形式与内容的真正融合就不可能真正实现。
二、形式创新的技术理性要求
西方著名学者哈贝马斯提出技术理性, 主张将技术规则作为一种目的理性的工具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