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身体与女性气质的再造
苏珊˙波尔多
在身体上重新建构女权主义话语
身体——我们吃什么、怎么穿戴和爱护身体的日常习惯——是文化的一种载体。正如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表明的,身体是一种有力的象征形式。文化中的主要规则、等级制度甚至形而上学的信念都记录在这个表面,并且通过身体的具体语言得到强化。* 编者注:苏珊·波尔多(Susan Bordo):《身体与女性气质的再现》(“The Body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Femininity”),本文选自她的《不可承受之重:女权主义、西方文化和身体》(Unbearable Weight: Feminism, Western Culture, and the Body),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玛丽·道格拉斯,《自然的象征》(Natural Symbols),New York:Pantheon, 1982,与《纯净与危险》(Purity and Danger),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6。
身体也可以充当文化的隐喻。柏拉图、霍布斯(Hobbes) 、法国女权主义者露西·伊利格瑞等来自不同角度的观点都认为,与身体形态学相关的想像为诊察和/或展望社会与政治生活提供了一幅蓝图。
身体不仅仅是文化的文本,按照人类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和哲学家米歇尔·福柯(以及其他人)的观点,身体也是社会控制实际的、直接的中心所在。用布尔迪厄的话说,是文化“制造了身体”(made body),它通常是通过就餐礼仪、排便习惯和看似无足轻重的惯例、规则与实践,把身体活动转变为理所当然、习惯性的活动。照此说来,它“超出了意识的控制……是主动、故意的改变(所无法触及的)。”皮埃尔·布尔迪厄,《实践理论提纲》(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第94页。着重号为原文所加。
我们有意识的政治行动、社会信念和争取变革的努力都有可能被我们的身体生活破坏和背叛。这里讨论的身体,不是柏拉图、奥古斯丁(Augustine)和弗洛伊德想像的充满渴望、为本能所控制的身体,而是福柯所说的“驯服的身体”(docile body),它受控于文化生活的规范。关于“顺从”,参看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New York:Vintage,1979,第135-169页。关于对女性气质实践的弗洛伊德主义的分析,参看桑德拉·巴特基(Sandra Bartky):《福柯,女性气质和父权制权力的现代化》(“Foucault, Femininity,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Patriarchal Power”),出自她的《女性气质和统治》,New York:Routledge,1990;同时参看苏珊·布朗米勒(Susan Brownmiller),《女性气质》(
Femininity),New York:Ballantine, 1984。
在福柯后来有关“谱系学”的著作中(《规训与惩罚》,《性史》),他一再提醒我们注意,实践比信仰更重要。我们的身体受到训练、塑造,并铭刻上历史上的各种流行形式,包括自我、欲望、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等,这主要不是通过意识形态,而是通过我们日常生活中时间、空间与运动的组织和调节来实现的。对这种观点的强调给当代情景投下了黑暗的阴影,令人不安。一项又一项的研究表明,相比漫长的过去而言,妇女现在花费在管理、约束身体的时间更长。在一个以公共竞技场向妇女重新开放为标志的时代,这些身体规范的收紧,显示了它的牵制性与破坏性。女性气质的理想不断变化、难以捉摸、又万变不离其宗。对女性气质的追求是没有终点的,它要求妇女不断注意时尚中细小而反复无常的变化。这些追求使女性的身体成为驯服的身体,让身体中的力量和活力习惯于外界的规则、征服、变化和“改良”。通过对饮食、化妆、服装等苛刻的规范化训练——这是许多妇女一天中组织时间和空间的主要原则——我们对社会的关注减少,更加聚精会神地专注于自我修饰。这些训练使我们继续将缺憾感、不足感和不完美感的记忆留在身体上,并对其深信不疑。最极端的情况下,对女性气质的实践可能会导致我们做出伤风败俗之事,体弱衰竭甚至死亡。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对女性身体的训练与规范也许是唯一一种自行实践的社会性别压迫,尽管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形式跨越年龄、种族、阶级和性倾向的限制。我们不得不承认,对女性身体的训练和规范是一种社会控制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