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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论哲学基本问题
哲学基本问题是使哲学成为哲学的问题而不是任何哲学学派都必须回答的、、、哲学基本问题是什么取决于哲学是什么、.
作 者：胡辉华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行政管理系,广东,广州,510632 刊 名：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JINAN UNIVERSITY(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卷(期)：20xx 22(3) 分类号：B01 关键词：哲学 基本问题 思维 存在 关系
篇2：论哲学基本问题
实验哲学是21世纪初出现的一种新的哲学运动，它运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认知科学的方法探讨一些基本的哲学问题，对哲学与心理学领域的共有现象进行研究。经过十余年的探索，实验哲学发展迅速，研究方法日渐成熟，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并逐渐产生了相当强烈的影响。实验哲学的兴起，拓展了传统哲学的研究领域，促进了当代哲学研究的发展。
但是实验哲学的兴起，也使得学界对实验哲学本身及哲学的方法论问题更加敏感。有些哲学家对实验哲学的学科定位提出了质疑，认为将实验方法应用于哲学研究领域，实验哲学将彻底失去哲学意蕴;一些哲学家对实验哲学及实验方法的应用提出了批评甚至抵制;还有一些批评者认为实验哲学与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相似，那么实验哲学便等同于心理学。针对这些批评和质疑，实验哲学家与其批评者们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本文拟从以下三个角度，对引发这些质疑的几个基本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
一、实验哲学学科定位的质疑与辩护
实验哲学(Experimental Philosophy)的提法只有四个字，但是具体地去理解其内涵时，就会发现这个问题充满了复杂性。有哲学家质疑实验哲学是不是真正的哲学，甚至有批评者认为“实验”与“哲学”二者之间是矛盾的。究竟什么是实验哲学，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对于它的不同回答，将决定和影响实验哲学的面貌以及对实验哲学意义的真正理解。
(一)实验哲学的兴起
实验哲学的代表人物诺贝约书亚这样解释实验哲学:实验哲学研究的目的是寻求哲学问题的心理起源，了解我们直觉产生的心理机制，然后开始思考这些机制中有哪一些是值得信任的，哪一些直觉可以作为哲学观点的可靠证据。实验哲学家们在寻找传统问题的答案时运用了现代认知科学的工具，他们开始和其他学科的研究者们协作，进行实验性研究，在一些心理学的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这种形式的研究被称为实验哲学《元心理学在线评论》进行了这样的评论:“实验哲学是一个迅速发展的运动，它使哲学家离开他们自己的扶手椅并用经验测试他们的哲学主张。:“实验哲学是近年来哲学上最令人兴奋和最具有争议的发展之一。无论它是否破坏或扩展传统哲学的方法，它提出的问题直入哲学研究的核心。实验哲学为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在这一点上以上几种观点是一致的。但是对于实验哲学，学界目前没有公认的统一定义。
哲学直觉在实验哲学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是实验哲学的方法论基础。要理解什么是实验哲学，需要对“哲学直觉”的本质及其方法论意义加以正确的理解和把握。长期以来，大多数哲学家诉诸于直觉来建构和加工他们的哲学理论，这种内省的思辨方法逐渐成为思考哲学的特定方式，但是直觉的可靠性往往被传统哲学家所忽视。实验哲学家认为，通过对哲学直觉做出解释可以帮助我们构建哲学理论，但是哲学家作为一个具有共同学科背景的团体，他们的直觉容易过高估计他人的认同度。诉诸直觉得出的结论真的可靠吗?普通民众与这些哲学家们的观点一致吗?此外，不同的人们拥有不同的直觉，人们的直觉会受到诸如文化、情感、教育背景等因素的影响，直觉的多样性和敏感性涉及到了人们复杂的心理过程。实验哲学家开始将这些质疑付诸行动，采取实验的方法收集经验证据，进一步研究哲学直觉，得出了一些令人诧异和富有启发的结论:普通民众对同一个问题的哲学直觉居然相差悬殊，哲学家原来那种仅依靠思辨方法得出的直觉并不像他们自己认为的那样可靠。
(二)实验哲学的学科定位
尽管出现了很多质疑和反对意见，但是实验哲学的研究路径及研究成果确实能够引起哲学家们的关注和深刻反思。实验哲学是一个多元化的运动，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更好地理解实验哲学的学科定位。
。不同于传统哲学研究中的思辨、推理和想象，实验哲学运用实验方法这个工具进行哲学研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实验哲学是与传统哲学解决哲学问题的方式的一次剧烈的决裂，实现了哲学方法论的一场革命，但是实验哲学所追问的问题却没有多少革命性的东西。值得重视的是，实验哲学的研究对象还是西方哲学中的一些相当传统的问题。虽然实验哲学的一些研究结果与传统哲学家得出的结论相似，并无太多的创新或颠覆，但是实验哲学家应用实验方法考察普通民众的直觉以及直觉背后的心理机制，这种工作为解决一些更深刻的哲学问题提供了支持与帮助。
。实验哲学并非纯思辨的理论哲学，在实验哲学里，实证研究与概念分析并非对立，而是相互补充和融合的。实验哲学有两类活动:一是实施实验，二是基于这些实验的哲学思考。实验的设计是为了解决哲学中的争论，当实验哲学家完成他们的实验之时，他们的工作还不算完成，他们还必须把实证的结果注入哲学争论的领域中，讨论、反思他们的实证研究中揭示出来的东西―这一部分需要哲学在未来的哲学研究中，研究者不应该无视由实验哲学研究所提供的经验证据，实验哲学的出现实际上也是帮助哲学研究摆脱困境，推动哲学繁荣和发展的内在要求。
二、实验哲学方法的质疑与辩护
实验哲学研究中所使用的实验方法，包括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社会科学中的问卷调查方法以及认知科学的方法。运用实验方法进行哲学研究，实验哲学取得了许多意想不到的结果，但有一个问题是实验哲学始终无法回避的:以实验为基础的哲学研究方法何以可能?就是说，实验作为哲学研究方法的正当性是需要被思考和给出依据的，很多主流哲学家的争议和批评的最终落脚点都在于此。下面将通过实验哲学方法在两个具体哲学问题中的实际应用，探讨在哲学研究领域中，以实验为基础的研究方法何以可能。
(一)关于道德判断和意图判断的实验研究
实验哲学家采用实际调查的方法，设计系统的调查问卷，去调查普通民众(即从未接受过哲学训练的人)对特定哲学问题的回答，收集普通民众对于一些假定事件的直觉反映数据，通过统计分析进行量化研究，探讨普通人对某个概念或者哲学命题的直觉，以及产生这种直觉的心理机制。这种“直觉调查”“诺布效应”(又称为“副作用效应”)的实验中可以得到很好的说明。
“诺布效应”实验的受试者是来自美国曼哈顿公园的78名志愿者。受试者的实验条件是随机分配的，而且是在监督之下独立完成这些材料，做出直觉判断。实验设计了两种不同的情境，这两种情境除了在道德意义上有所不同外，几乎在所有方面都是相同的。78名受试者被随机地分配到“危害条件组”和“帮助条件组”，要求受试者阅读两个不同的小场景，并进行思考和判断。
在第一种场景(危害条件组)中，受试者读到:某公司的董事长被告知要进行一个新项目，可能会增加收益，但是对环境有危害。这个董事长回答道:“我一点也不关心是否对环境有危害，我只是想尽可能多的获得效益，让我们开展这个新项目吧。”
在第二种场景(帮助条件组)中，受试者读到:某公司的董事长被告知要进行一个新项目，可能会增加收益并且会有益于环境。这个董事长回答道:“我一点也不关心是否有益于环境，我只是想尽可能多的获得效益，让我们开展这个新项目吧。”
受试者在阅读完实验场景后，需要完成对行为的意图判断和道德判断:在第一种场景(危害条件组)中，这个董事长应该受到多大程度的谴责(7点量表，积分范围为0-6，应当受到谴责的程度随着数字的增大而增强)。此外，受试者还要判断董事长是否是有意破坏环境。在第二种场景(帮助条件组)中，要求被试者进行判断，这个董事长应该受到多大程度的赞扬，董事长是否是有意帮助保护环境(范围为0-6，受到赞扬的程度随着数字的增大而增强)。
实验结果表明，在第一种场景(危害条件组)中，只有18%的人赞成董事长是有意地保护环境，82%认为董事长不是在有意地保护环境。第二种场景(帮助条件组)结果表明，只有23%的人赞成董事长是有意地保护环境，77%则认为董事长不是在有意地保护环境。
在上述实验中，受试者在危害条件组场景下认为行为的主体要受到很大程度的谴责(M=)，在帮助条件组场景下认为行为主体仅能受到较小程度的赞扬(M=)。通过以上两个实验研究发现，人们的意图判断会受到道德效价(道德上的好坏)的影响。一个行为的副作用是好是坏，决定着人们断定对方的行为是不是有意而为。诺布认为，人们对于做出惩罚和表扬决定的不对称是基于对“有意的”(intentional)这个概念应用的不对称性，即与一个好的副作用相比，人们更加倾向于去说一个坏的副作用是有意做出的。
有哲学家质疑这种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来考察大众心理以及相关认知过程的可靠性。他们认为这类实验的问卷设计本身存在着很多问题，问卷中设计的场景在生活中发生的可能性较小，不利于受试者投入到实验情景中，不能保证受试者在做出判断时不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此外，由于不同受试之间文化程度、年龄性别、文化背景以及思维水平的差异，有些受试者无法理解情境中的描述措辞，在依据该假设场景进行判断时会出现误解，对于利用实验数据进行结果诠释非常不利。
笔者认为，就意向性行为而言，对民众相关直觉做心理学的实验研究具有可靠性和有效性，对于有关哲学问题的解决具有多方面的指导意义。
首先，就实验本身来讲，约书选择的实验情境(公司领导者在项目实施时对环境的影响)对被试者有足够的吸引力，实验场景对受试者来说简单清楚，比较贴近现实生活。因此受试者在实验中容易忘记自己作为受试者的身份，积极投入到实验研究中，所得到的实验数据也可以成为客观实验结果分析的标准。同时，研究者在实验程序中做了多种实验情景的安排，合理的实验设计可以作为支持实验具有有效性的`间接证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验的有效性程度也比较明确。
其次，在一些描述性为主又兼具规范性的哲学问题以及哲学概念上，比如意识、自由意志、知识论等问题上，通过问卷调查的实验是可以获得实验有效性的，可以为哲学研究提供可靠的证据。传统的分析哲学研究广泛使用诉诸直觉的方法，但是直觉具有易错性，不适宜直接作为可靠的证据，容易造成哲学问题上的很多争议。比较而言，实验哲学应用的实验方法虽然不是绝对无误的，但是可以通过仪器设备或者观测的条件获得有效的证据，从而提高研究结果的准确性，为哲学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二)关于道德认知的实验研究
除了问卷调查的方法外，实验哲学家采用认知神经科学实验来揭示直觉规律或解决哲学问题。具体的实验技术包括计算机X射线断层摄影术、功能、正电子发射摄影术、认知负荷的研究、眼球追踪研究、反应时间研究……特别是在考察道德判断与道德行为背后的心理机制和认知机制时，实验哲学家们运用对大脑没有伤害的技术和实验考察人们在做出直觉判断时大脑区域的活动状态，寻找观念意识以及直觉判断背后的神经基础。比如，，探讨人们在做出道德判断的时候人脑哪一块功能区的活动处于激活状态，并在实验的基础上提出了道德的“双过程理论”。
约书亚・格林等人基于心理学中的两个系统的双过程模型，认为人们在面临道德情境时，会同时激活认知过程与情感过程。认知过程在信息处理过程中处于中立立场，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对于论证、规划和控制信息非常重要，在记忆运作、控制冲动以及决策中起着重要作用。与认知过程有关的大脑区域包括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和背外层顶叶;与情感过程有关的大脑区域包括杳仁内侧核、内侧额叶皮层、内侧顶叶。与这两个过程对应，有两种道德判断类型，即义务论的道德判断和结果论的道德判断。
格林采用认知神经科学的实验方法，研究人们进行道德判断时的大脑神经机制，设定了三类实验情境:电车困境、天桥困境以及与道德无关的情境(如在具体限制条件下，应该选择乘坐汽车还是火车去旅行)。要求受试者对这三种情境做出判断，用FMRI来记录和比较受试者在这三类情境中，做出判断时大脑的哪些部位是活跃的(即血液流向了这些部位)。结果表明:在对天桥困境的判断中，与情感过程相关的大脑区域比与认知活动相关的大脑区域更加活跃;在电车困境的情境以及与道德无关的情境中，与认知过程相关的大脑区域活动更强烈，在做出判断时候有更多的推理和加工工作，倾向于做出结果论的道德判断。进一步研究表明，当询问一个既可以做出结果论道德判断又可以做出义务论道德判断的情境时，人们的前扣带回皮层会被激活，它是人类对冲突事件做出反应的脑区，这说明了人的情绪与认知在其作道德判断时同时发生且产生冲突。面对这样的冲突，人们做出道德判断需要更长的反应时间，涉及认知过程的大脑区域活跃度更加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