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西安事变研究的新思考
林家有
【专题名称】中国现代史
【专题号】K4
【复印期号】2007年08期
【原文出处】《广东社会科学》(广州)2007年3期第149~156页
【作者简介】林家有,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广州 510275
【内容提要】 1936年12月12日发生的西安事变对近代中国历史发生什么影响?对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等人应该如何评价?学术界,尤其是海峡两岸学者的看法不一。现在有关人员都已经作古,事变的前因后果也大致清晰,对此我认为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淡化党派意识,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出发给予正确的评析。目的在于为西安事变和经历者的是与非,求得一个合理而又符合实际的解读,尽量避免非此即彼的两种纠葛。
【关键词】西安事变/张学良/蒋介石
[中图分类号]K264. 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14X(2007)03-0149-08
1936年12月12日凌晨,西安发生了张学良、杨虎城扣留蒋介石,进行“兵谏”的事变。西安事变震惊海内外,并“以此为契机,国共两党结束了长期的互相厮杀,并化干戈为玉帛,再度携手合作,联袂投入到了抵抗外侮的时代洪流中,从而奠定了抗战胜利的坚实基础”①。西安事变的真相经过70年来学人的研究已经明晰,但对一些当事人的评价则相差甚远。比如对张学良的评价就很不一样,中共的周恩来肯定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是“挽救国家民族的一大危机”,“为民族产生了惊天动地的大团结”。“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上的转变关键”。他说:“张学良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②。国民党的秦孝仪则认为,“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之功罪,至今尚未完全论定”③。还有人认为,“西安事变使日本人对中国人的侵略提早进行”,“张学良的罪过实在是太大了”④。本文拟就西安事变和评价张学良等当事人,在综述各方研究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一些个人的粗浅看法,目的在于求教,并无强人就已的意图。
一、关于西安事变的评价问题
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是由多种因素的作用,逼迫出来的。
首先是日本侵略加剧了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1931年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张学良起初支持蒋介石的“攘外必须安内”政策,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主义。1931年9月28日,北平各界240多个团体共20万人举行市民大会,张学良对于北平市民大会提案提到应积极对日宣战时表示:“积极对日宣战,乃国家大事,当转达中央,想蒋主席亦必以国民之意见办理”。又说:“事前为防止日人挑衅,故令其取不抵抗主义,此可证我方之酷爱和平也。现在军队已至相当地点,诸事均听命中央”。尽管张学良自有苦衷,但他表示:“个人无论地位生命,皆可牺牲,但决不做卖国之事”⑤。可见,“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政策属于不得已而为,但也表明无论如何他不会卖国。随着日寇的进逼,张学良感到“学良守土无方,罪行山积”,对不起国人,表示要“与中央筹计妥善应付办法。许身为国,宁计其他,一息尚存,誓与周旋,大敌当前,愿与共勉”⑥。
“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虽是东北边防司令长官,但人不在东北,而是“驻在北平主持陆海空军副司令北平行营事务
”。张学良作为东北军的首领,执行不抵抗主义很快丢掉了东北,他难辞其咎。蒋介石命令张学良不抵抗,当国人对此政策责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