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浩荡两千年: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读书笔记
吴晓波著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5年4月第二版
总序:历史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
我不能保证所以的叙述都是历史“唯一的真相”。所谓的“历史”,其实都是基于事实的“二次建构”,书写者在价值观的支配之下,对事实进行逻辑性的铺陈和编织。我所能保证的是创作的诚意,20世纪60年代的“受难者”顾准在自己的晚年笔记中写道:“我相信,人可以自己解决真善美的全部问题,哪一个问题的解决,也不需乞灵于上帝。”他因此进而说:“历史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必须拒绝任何形式的先验论,必须承认一切社会或经济模式的演进,都是多种因素——包括必然和偶然——综合作用的产物。
前言:企业史就是一部政商博弈史
“一个西方人对于全部中国历史所要问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
“中国商人具有一种与西方企业家完全不同的想法: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中国与美国》费正清(美)
对商业现象的鄙视,对市场秩序的厌恶,并非全都来自认识论、方法论、理性和科学的问题,还有一种更晦暗不明的反感。一个贱买贵卖的人本质上就是不诚实的。财富的增加散发着一股子妖邪之气。对生意人的仇视,尤其是史官的仇视,就像有记录的历史一样古老。——《致命的自负》哈耶克
一个政府同另一个政府的最大不同,在于市场取代政府或政府取代市场的程度。所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是政治学又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查尔斯·林德布洛姆(美)
对于专制者来说,想要维持集权统治,必须在四个方面完成制度建设,包括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模式、全民思想的控制模式、社会精英的控制模式,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宏观经济制度模式。中国历史上的众多制度创新,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其历代创新蔚为壮观,最终形成了四个基础性制度,它们共同构成了支撑起集权政体
“大厦”的四根“支柱”——
郡县制度:为了保证帝国的稳定,在政治上必须保证中央的人事任命权,避免地方割据势力的滋生;
尊儒制度:封杀“百家争鸣”的学术传统,以实现全民在意识形态上的大统一;
科举制度:通过公平的考试制度,将优秀人才吸纳到体制之内,为我所用;
国有专营制度:在经济上,实行重要资源的国营化垄断,以控制国计民生。
中国为专制政体之国,天下所闻知也。虽然,其专制政体,亦循进化之公理,以渐发达,至今代而始完满。——梁启超
在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下,中国的这一部企业史,归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
两千余年来,国家机器对商业的控制、干扰及盘剥,是阻碍工商文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政府如何在经济活动中端正自己的立场与角色,工商业者如何与政府平等相处,迄今是一个危险的,甚至仍然带有某种禁忌性的话题。
文明与文明的比较,可触知的是文物,可阅知的是文字,可感知的是制度。
第一部:公元前7世纪(春秋战国)——公元588年(魏晋南北朝)
集权帝国的奠基期
第一章:商人出身的“千古一相”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仲P003
其为政也,善因祸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司马迁评论管仲的当国之道:管仲最擅长的是配置资源,提高效率,以妥协和谨慎的方式重建各种秩序。)P005
管仲认为,“四民分业”有四个好处,一是“相语以事,相示以巧”,同一行业的人聚居在一起,易于交流经验,提高技艺;二是“相语以利,相示以时”、“相陈以知价”,对促进商品生产和流通有很大作用;三是养成专业气氛,人人安于本业,不至于“见异物而迁焉”,从而造成职业的不稳定性;四是无形中造成良好的社会教育环境,从小就耳濡目染,父兄的教导不须严厉督促也能较好。(少而****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不劳而能。——《管子·小匡》)P007
到了春秋时期,专业的自由商人开始大量涌现,其工商业发展的特点表现在许多“金玉其车,交错其服”的富商大贾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这意味着商业资本的出现,一个新兴的阶级诞生了。P008
事实上,管仲是中国最早的中央集权主义实践者,在放活微观的同时,他十分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宏观管制,而其手段则是从财政、税收和价格三方面入手。在这个意义上,管仲实行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经济大变法。P010
齐桓公与管仲多次切磋富国之策,齐桓公建设对房屋楼台、树木、六畜、人口征税,管仲一一否定,在他看来,税收是有形的,直接向人民收取财物,自然会招致人民的不满。最好、最理想的办法是取之于无形,使人不怒。(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管子·国蓄》)
P010
管仲提倡盐铁专营,但不是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