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浅论张养浩的散曲创作
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 200204班李建玉指导教师:杜改俊
摘要天历二年张养浩拜为陕西行台中丞,他的散曲以此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作品主要反映了他归隐后“淡泊名利但不淡泊现实”的心态,后期作品主要写他再次出仕到陕西赈灾的亲身经历和他忧民爱民的真实情感。他的散曲创作继承了唐宋以来那种“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的创作精神,延续了古代诗歌反映社会重大内容的优良传统,拓展了散曲的题材,在文人们用以游戏遣兴的这块散曲领地里引进了严肃的社会内容,在题材开掘的深广度上堪称元代的典范。
关键词张养浩散曲分类意义
张养浩是元代有散曲别集存世的少数作家之一,有散曲集《云庄休居自适小乐府》(简称《云庄乐府》)传世。今人隋树森编《全元散曲》收其小令161首,套数2篇。他的全部作品,以他天历二年任陕西行台中丞为界,分为前后两期。
隐居期间的作品
《云庄乐府》有一个不太为人所注意的特点,其中作品几乎全是他51岁辞官归隐后所作,所反映的内容也只是作家最后十年的生活。而这一次归隐已是作家人生中的第二次归隐了。上一次归隐是在十年前,张养浩时任监察御使,入则与天子争是非,出则与大臣辩可否,尽谠言,行直道,往往不惜触犯当权者。武宗至大三年(1310)张养浩上奏《上时政疏》,直斥时政十大弊端,言皆切直,结果“当国者不容,遂除翰林待制,复构以罪罢之,戒省台勿复用。养浩恐及祸,乃变名遁去。”[1]这一次与其说是隐,不如说是逃。事隔一年多,仁宗即位,张养浩又被起用,官至礼部尚书。英宗时,他被命参议中书省,至治元年(1321)英宗欲于宫中张灯为鳌山,以恣玩乐。养浩上《谏灯山疏》,力请“寝其灯宴,止其所为之山。”英宗先是大怒,过后权衡利弊,又嘉奖赏赐,以旌其直,借以笼络人心。六月,张养浩看到群臣动辄得咎,恐遭不测,便以父老为由,辞官归里。告别了他称之为“三十年一梦惊”的官场,隐居于故乡云庄,这一次隐居,更确切的说是知机而退。而这一次归隐带来了他散曲创作的第一个高峰。
(一)、隐居叹世
孔子云:“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2],“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3]可见儒家在倡导“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入世精神的同时,也有“避世”之说。但儒家的“避世”,只是一种权宜之法,是以退为进的处世之道,目的是“隐居以求其志”“而后得通”。其基本特点仍在于“入世”。古代文人的隐居避世,颇有些待价而沽,待时而动的意味。而元代文人似乎摒除了这一意图,在他们的作品中只有隔绝世俗,自得其乐的一面。
元王朝入主中原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对汉族知识分子进行排斥和压抑,使得元代文人人生失意,心理失衡,而且又不得不面对那个“不读书有权,不识字有钱,不晓事倒有人夸荐”[4]的不合理社会,于是他们对儒家的人生理想、价值观念由怀疑而否定,对社会现实由不满而绝望,最后只能带着满腹的牢骚和怨叹混迹勾栏或放情山水。关汉卿、王和卿、马致远、张可久、乔吉等许多著名的元散曲作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远离社会现实而写出他们的牢骚、愤懑和叹世归隐之曲的。
而张养浩则是他们其中特殊的一个。在《翠阴亭记》中他这样阐释了自己的隐逸观:“人之处世,其去就无越山林、朝市二途,出乎彼,入乎此。其出也,非苟利己;其处也,非苟洁身,要之各适于义为无歉
”。他的行藏出处是以“义”为标准的。一方面,张养浩的避世是在“小人方用,君子日消”的政治背景下,带有不得已而为之的因素,其中包含着儒家“有道则现,无道则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观念;另一方面,张养浩的隐居避世,又是他对仕途险恶、功名虚妄的一种人生体悟,包含着他对整个历史人生思索的感悟,是他真诚追求的又一人生佳境。请看他的散曲:
人生于世,休行非议,谩过人也谩不过天公意。便攒些东西,得些衣食,他时终作儿孙累。本分世间为第一,休使见识,干图甚的。
休图官禄,休求金玉,随缘得过休多欲。富何如,贵何如,没来由惹得人嫉妒,回首百年都做了土。人,皆笑汝;渠,干受苦。
无官何患,无钱何惮,休教无德人轻慢。你便列朝班,铸铜山,止不过只为衣和饭,腹内不饥身上暖。官,君莫想;钱,君莫想。
——[中吕·山坡羊]
可见为官作宦并不是作者人生追求的终极目标,而只是他借以施展才华,实现济世救民政治理想的途径和手段。在作者心中,人格和操守是最重要的,尽管“恶非难,善为难”甚至有时还要作出一定的自我牺牲,也一定要“与人方便,救人危患”并以平等的心态对待“穷汉”,只有这样,才能“但得个美名儿留在世间”。([中吕·山坡羊])赢得了百姓由衷的赞美,也换来了自己一生的身心俱安。当作者本着济世安民的壮志,希望在元朝的政治舞台上大有作为时,却因与腐朽污浊的朝廷政治发生了巨大的冲突而难以为继。他因直言敢谏多次得罪权贵,被构罪罢官,甚至差点招来杀身灭族之祸。这使他深感“道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