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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知识经济的时代的来临，知识创新对国民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日益显着。从长远的观点看，R&D投入对于提高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竞争能力至关重要。进入90年代以来，德国的R&D投入从资金规模和占GNP的比例上都维持有一定的规模。但其中有两个特色：一：政府在研究与开放投资中所占比例不断减少。二：经济界对应用研究的投资越来越多。
尽管政府在整个研究与开放投资中的比例不断减少，但总量上却仍是增加的。企业界的参与表明，基础研究的成果不可能只对参加基础研究的企业有利。由于与美法英等国相比，德国政府在军用投资上的比例较小，用在民用上的投资更有利于提高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能力，因而德国在政府对研究与开发的投资上处于一种非常有利的地位。尽管如此，德国政府和企业界仍然需要迎接未来的挑战。
面对的困境
许多德国人把20世纪70年代看成是德国工业发展的高峰。“德国制造”不光只是非常好的产品的标志，而是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工业体系的象征。作为一个相当成功的模式，德国工业得到了国际上的承认。德国在制造工程、动力工程和化学工业方面的技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对德国产品的需求是如此之旺盛，以致许多制造商都感到劳工短缺，不得不引入客籍劳工来满足日益增长的客户的需要。
然而，到了80年代，情况就慢慢地发生了变化。德国的工业似乎逐渐丧失了竞争力。美国的汽车市场的行情变化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德国汽车逐渐为日本汽车所取代。在其它工业领域，德国人也发现其竞争实力越来越受到挑战。竞争对手在产品质量、产品设计、原料花费、售后服务等方面一点都不输于自己。有些德国学者或外国学者都认为德国的工业失去了竞争力。[1]
尽管不同的研究者对德国工业走下陡路的分析各不相同，但在一些基本特征方面，却有相同的见解。归纳出以下几点。现在将我们逐一加以分析。
第一：相比于其它几个主要的工业发达国家，德国的劳工太贵。如果以当时美元与马克的汇率计算，1996年一个德国工人每小时所得为美元，日本为美元，而美国仅为美元，我国的台湾地区为 美元。 雇主付给德国工人小时工资太高，当然，由于高税收和高福利政策是相联在一起的，德国工人实际上并没有得到这么高。更重要地是，德国工人的劳动时间在几个发达国家中已降到了最低点。德国企业家抱怨，高小时工资加上超短的周工作时间，使得德国企业在与对手竞争时如同带着两副手铐。难怪最近德国国内有人提出每周工作50小时，以减少失业，增加竞争的倡议。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其次，德国的企业不灵活。德国企业在从发明到应用过程中显得太慢。其理由认为德国的公司结构不够灵活，不适于目前越来越短的产品生命周期。他们的发明周期过长，在将发明推向市场时又不及时，当然没法与快捷的竞争对手相比。比如，目前在移动通信市场方面，德国的西门子从许多方面都落后于芬兰的诺基亚和美国的摩托罗拉。
第三，认为德国过于繁琐的法律、法规影响了德国企业的竞争力。当德国企业和商人在国外投资和办厂时，他们受到较少法律上的约束，而在国内却不得不与一个严密的规则网打交道。规则的泥潭使得德国企业家少有新的想法。由德国研究机构发明出和很有希望的创新很少有机会由德国企业商业化。缺乏创新的产品也是德国落后的原因之一。
第四，认为德国企业太强调技术层面，因而忽视了雇主的偏好。从文化上讲，德国的管理人员有很强的工程取向。他们本人也是在这种氛围和传统中成长起来的。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在设计的过程中，德国的工程师都倾向于追求最完美和最先进的概念。人们认为，在技术开发过程中，这些特性导致了“以技术为中心”的想法，但这并不为消费者所偏好，消费者所喜欢的是实用并易于使用且花费相对较少的产品。与德国企业相反，外国的竞争者把技术仅仅看成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因而能满足消费者的需要。
第五，认为德国的工会具有过大的权力和影响，按照共同参与的法律权力，它们有对企业发展发表意见的权力。因此，德国的雇主们常常要与工会妥协。而这个结果却是与市场的灵活性规则相违背的。因此认为德国的企业在适应市场的变化方面不够灵活。
第六、德国的创新地点太过于集中。尽管联邦德国是一个非常强调社会性的的国度，但它的工地区差异还是相当大。比如，德国的研究与开发活动主要分布在下述八个地方：慕尼黑(12%)、斯图加特(12%)、黑森州南部(9%)、莱因－内卡河地区(6%)、柏林(4%)、杜塞尔多夫(4%)、Braunschweig (3%)以及科隆(3%)等。这些地区的R&D费用占全德国的53%。东部德国尽管正在复苏，但在研发方面与西部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当然这在发达国家里还不是最糟糕的。比如，仅维也纳就占整个奥地利R&D的52％。但消除区域之间的不平衡，仍是联邦德国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最后，范围广泛的环保主张，也被认为对经济竞争力不利。德国人公众论对环境退化、再循环和自然保护过于关心，企业必须尊重公众的态度和环境规则与要求。据说工业界认为这些压力进一步增加了费用，送减少了德国产品的竞争能力。
德国居高不小的失业率又反过来对其竞争力产生影响。到了90年代后期，德国的失业人口已超过400万，失业率高达11％。尽管与意大利和法国相比，德国的失业率也不算太高，但与美国、日本、英国和荷兰相比，还是高出许多。而且整个90年代的经济增长率都不高，民众的购买欲望不高。尽管银行利率较低，德国公司还是不太愿意在国内投资。大部分德东地区经济萧条，原来所谓统一之后，迅速繁荣的诺言成了谎言。德国马克也一再降值。联邦政府当时面临着低效率的平均主义，权利相当集中化，地位分配政治化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消除政治性的资格指派的后果，提高纵向流动性，弥补第三产业化的空白，消灭人浮于事，重建有能力的中产阶级，消除迁徙压力成了非常紧迫的结构调整问题。因而，还没的有时间来谈发展。
但是，上述对德国竞争力的解释，并不是完全能站住脚。也有大量相反的证据来反驳上述论点。比如，尽管德国的劳动力非常昂贵，德国的生产力仍然很高，出口产品的单位工资最终花费在国际上仍有竞争力。德国工业产品的出口仍创新高。 人均出口额比美国高两倍。比日本高1/3。不可否认，德国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仍有很强的竞争力。
另外还有证据表明，德国的一些大公司，比如拜尔、Höchst、BASF、达姆勒-奔驰和大众汽车公司都在结构上做了调整，恢复赢利。一种以赢利为导向的管理态度在大企业中出现。股票市场对这种态度也做出了正面回应，从长远走向看，这种态度带动了德国股市走向新高。
尽管失业人口的比重还没有降下来，而且仇外和排外的事件时有所闻，但德国的整个社会体系还是运转良好。教育和福利体系还保持着。
之所以出现上述相互矛盾的解释，是因为有些研究基于少数的例证，因而很容易找出相反的例证。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德国的核心制造业在面对全球化的挑战时，如何才能保持竞争优势？这一点已经引起了德国工业界的广泛关注。工业结构已经重新开始调整，要么合并，规模增加，要么减少冗员。许多德国企业扩大了在海外的生产。另外，留在德国的制造业也开始采用新技术，新的生产概念来提高生产率、改进质量，增加灵活性。但并不是所有德国的企业都做到了这一点，步调不一致。
未来的挑战
我们今天已处于21世纪的开端。目前有关全球化的讨论正如火如荼。不管我们是否喜欢它，全球化都不可逆转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各国政府也都积极地寻找对策，来适应所带来的变化。作为一个国家至关重要的技术政策，也应得到相应的调整。作为工业企业，也要有相应的战略对应。全球化的赢家，只能是那些对此作好准备的国家或地区或公司。它们具有竞争实力，对外开放，成为信息、交流和知识应用的中心。未来的国家创新政策应该在这方面多下功夫。不只是鼓励单个企业的创新突破，而且应建立支撑这种突破的创新网络。
前联邦教育与研究部部长提出了与国际化和全球化有关的五个问题
1. 增加区域竞争力的可视性
2. 融合研究与应用
3. 支持并促进商业启动
鼓励新的商业和支持中小型企业非常重要。OECD发现，在OECD成员国中，5%的中小型企业创造了几乎70%的新的工作。风险资本的投资在1996至1998年间上升了240%。这一趋势还在上升。生物技术公司从1995年到1996年从75家上升到150家，1997年又上升到300家以上。亿德国马克的私人风险投资已投到“生物区”(BioRegio)。
4. 扩展德国的教育和创新体系
德国的教育体系正面临着历史的挑战。许多学校已严重超员，学生人数不断增加，政府必须不断向高校投钱才能保证其正常运转。但这对于国家和地方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高校的结构如不做出结构上的改变，将很难继续生存。许多获得教授资格的人也加入失业大军的行列，这对德国的研究教育体制是一莫大的讽刺。 另外，许多外国学生进入美国的，而不是德国的大学学习深造，就是对德国大学教学和研究质量的反讽。如何提高外国学生的人数在德国大学中的比例也是对全球化的回答。为此，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发起了一个领航计划，主要对象是面向外国学生，以英语教学，从97/98冬季学期先开设13门课程。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还与MIT签订了相互交换学生的计划，以及一系列旨在增加德国大学吸收力的措施。
5. 架设国际桥梁
德国国内研究的国际化，比如，马普学会在Njmwegen设立了心理语言研究所。与我国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进行合作研究。夫琅和费协会在美国建立了激光技术、产品工程、材料研究、医学技术和计算机制图的研究中心。在马来西亚建立了高级软件开发中心。正是这些在国外的研究基地的建立，使得德国的企业容易地在当地找到合作伙伴。1997年从美国得到的研究合约为一千一百万美元。另外，夫琅和费协会还加强了在亚洲的活动。在中国建立了两个不同性质的办事处[10]。与此同时，德国政府也鼓励外国政府在德国建立研究机构。比如韩国就在萨尔州建立了一个环境技术研究所。为了迎接全球化的挑战，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还相应地修改了资助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