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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王安石《上人书》原文翻译（锦集篇）
篇1：王安石《上人书》原文翻译
王安石《上人书》原文翻译
王安石这篇《上人书》，讨论了文和辞的关系，实际上也就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 文中把文和辞分开来讲，文指作文的本意，辞指篇章之美。作者的本意在于明道，而所谓道，则是可以施之于实用的经世之学。既然文以实用为主，因此在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上，他明确指出必须重视内容。 他认为古文家虽然夸谈文以明道，但其真实的的心得，则在文不在道。
原文
尝①谓文(文章)者，礼教治政云尔。其书诸策②而传之人，大体归然而已(王安石认为文章之目的在讲求经用济世)。而曰「言之不文(没有文采)，行之不远」云者，徒谓「辞(文采)之不可以已③也」，非圣人作文之本意也。(王安石强调文章是圣人用以做为礼教治政的工具，重视文章的「实质内容」，而反对过于注重文学的「华丽形式」。)
自孔子之死久，韩子(韩愈)作④，望圣人于百千年中，卓然也。独子厚(柳宗元)名与韩并，子厚非韩比⑤也，然其文卒配韩以传，亦豪杰可畏者也。韩子尝语人文(写文章的技巧)矣，曰云云，子厚亦曰云云。疑二子者，徒语人以其辞⑥(文章技巧)耳，作文之本意，不如是其已也(王安石认为韩柳两人只是告诉别人一些作文的技巧，而没有特别强调写文章的目的)。孟子曰：「君子欲其自得⑦之也。自得之，则居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诸左右逢其源。」(所谓「蓄道德而后文章」)独谓⑧孟子之云尔，非直施于文而已，然亦可托以为作文之本意。且所谓文者(文章的目的)，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文辞技巧)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文辞形式之美，犹如器物有刻镂绘画的外饰)。诚使巧且华⑨，不必适用(器物有美丽的外饰，未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器物以适合使用为目的，刻镂绘画等外观只是美化器物而已)。不适用，非所以为器也。不为之容10，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也不能不注重文采)，勿先之，其可也。(只是不能先一味追求文辞写作的技巧而忽略了文章的内容及目的)
某学文久，数挟此说以自治11。始欲书之策而传之人，其试于事者，则有待矣。其为是非邪?未能自定也。执事正人也，不阿其所好者，书杂文十篇献左右，愿赐之教，使之是非有定焉。
注释
①尝：曾经。
②策：本为成编的竹简，这里指书本。
③已：止，这里是不要的意思。圣人：指孔子。
④作：兴起，出现。
⑤非韩比：意谓比不上韩愈。
⑥其辞：指韩柳谈如何锤炼言词的方法。
⑦自得：自有心得。
⑧独谓：一本无此二字。
⑨巧且华：言文词华美巧妙。
10容：容貌，这里指文章的外在形式。
11自治：这里指用以指导自己的写作。
翻译
我曾经以为，文章只不过是为了“礼教治政”服务罢了。那书写在简策上要传给后人的，大体上都可以归于这一类。而“语言如果没有文采，它就不会流传得久远”的说法，只是说文辞是不可以忽视的，但这并不能说明圣人对写作文章的根本的看法。
自孔子之死久，韩子作，望圣人于百千年中，卓然也。独子厚名与韩并。子厚非韩比也，然其文卒配韩以传，亦豪杰可畏者也。韩子尝语人以文矣，曰云云，子厚亦曰云云。疑二子者，徒语人以其辞耳，作文之本意不如是其已也。
从孔子死很久之后，韩愈出现了，在孔圣人之后的那千百年中，他算得是卓而不凡了。只有柳宗元才能和韩愈并称，当然柳宗元并不足以和韩愈相比，但他的文章最终也能连同韩愈的文章得以流传，也算得上是位豪杰和值得敬畏的人。韩愈曾向人们讲说过写作文章的事，说要怎样，柳宗元也说过要怎样。我怀疑他们两人只是给人讲了语句文辞方面的'事，而写作文章的本意，并不是只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就完备透彻了。
孟子曰：“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诸左右逢其源。”孟子之云尔，非直施于文而已，然亦可托以为作文之本意。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不适用，非所以为器也。不为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
孟子说：“君子一定要有自己的心得。有了自己的心得，就能牢固地记在心里;牢固地记在心里，就能积蓄得深厚;积蓄得深厚，使用起来的时候就能够左右逢源。”孟子所说的这些话，只可惜不是针对写文章说的，但也可以借以说明写文章的根本意图。所谓写文章，务必要做到对人世有补益罢了。所谓语句文辞，就好像器物上有刻镂绘画一样。如果让它精巧而华丽，不一定就适用;如果让它适用，也不一定非要精巧华丽。总之，要以适用为根本，把雕刻绘画作为外表的修饰罢了。如果不适用，那就一定不是器物了。如果不修饰它的外表，也一定不是器物吗?肯定是不能这样说的。然而，对外表修饰也绝不能忽视，只是不要把它放在第一位就可以了。
某学文久，数挟此说以自治。始欲书之策而传之人，其试于事者，则有待矣。其为是非邪，未能自定也。执事正人也，不阿其所好者，书杂文十篇献左右，愿赐之教，使之是非有定焉。
我学写文章的时间很久了，常常用这一思想看法来要求我自己。正想把这一思想看法写出来传给别人，至于在实践中应用的效果如何，那就有待人们的评价了。这一看法，究竟对不对呢，自己暂时还不能判定。您是一位正直的人，不会投我所好，现在抄录杂文十篇呈献给您，望您赐教，使得我这一看法是对还是错有一个明确的结论。
篇2：王安石《上人书》原文赏析
王安石《上人书》原文赏析
尝谓：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其书诸策而传之人，大体归然而已。而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云者，徒谓“辞之不可以已也”，非圣人作文之本意也。
自孔子之死久，韩子作，望圣人于百千年中，卓然也。独子厚名与韩并，子厚非韩比也，然其文卒配韩以传，亦豪杰可畏者也。韩子尝语人文矣，曰云云，子厚亦曰云云。疑二子者，徒语人以其辞耳，作文之本意，不如是其已也。孟子曰：“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诸左右逢其原。”独谓孟子之云尔，非直施于文而已，然亦可托以为作文之本意。
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不适用，非所以为器也。不为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
某学文久，数挟此说以自治。始欲书之策而传之人，其试于事者，则有待矣。其为是非耶？未能自定也。执事正人也，不阿其所好者，书杂文十篇献左右，愿赐之教，使之是非有定焉。
注释
（1）尝：曾经。
（2）礼教治政：教化与政治。
（3）书诸策：记录在史册之上。传之人：史册复又流传于人。
（4）归然：归结，归宿。指“文”不过是“礼教治政”的结果的最终记录。已：止，这里是不要的意思。
（5）言之不文，行之不远：语出《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6）辞之不可以已也：语出《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叔向曰：‘辞之不可以已也如是乎！子产有辞，诸侯赖之。若之何其释辞也？《诗》曰：“辞之辑矣，民之协矣；辞之绎矣，民之莫矣。”’”已：：废除，废置。此谓言辞是不可以不讲究的。
（7）圣人：指孔子（前551-前478）。作：兴起，出现。
（8）孔子之死久：指孔子死后到唐宋时代这段时间，历经很久。若是算到韩愈之时，有一千二百馀年。
（9）韩子：韩愈。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唐德宗贞元八年（792）进士。历刑部侍郎、吏部侍郎等职。卒，谥曰文。新旧《唐书》有传。他是中唐散文革新运动的领袖。
（10）望：本指仰望、追慕。这里指继承。
（11）子厚：柳宗元的字。
（12）非韩比：意谓比不上韩愈。
（13）语人文：告诉他人作文之法。语：告诉。韩愈之《答李翊书》《答崔立之书》，皆伦作文之道。所谓“文以载道”、“文从字顺”，都见于此。
（14）其辞：指韩柳谈如何锤炼言词的方法。
（15）不如是其已也：并非仅仅如此。
（16）孟子曰数句：见于《孟子·离娄下》。杨伯峻注译云：“君子要求他自觉地有所得。自觉地有所得，就能牢固地掌握它而不动摇。牢固地掌握它而不动摇，就能积蓄很深，就能取之不尽，左右逢源。”
（17）非直施于文：不止适用于作文。
（18）托：借。
（19）器：器皿。刻镂：刻画，镂空。
（20容：容貌，这里指文章的外在形式。
（21）未可已：不可以废弃。
（22）勿先之：不要将“容”置于“适用”之前。
（23）数挟：常常抱持。自治：自己约束自己。
（24）阿：阿谀，奉承。执事：本指呈书的对象的办事人员。故人不便直呼对方姓名，而用“执事”表示尊崇。下文的“左右”，用法和含义相同。
（25）杂文：书、序、原、说一类文章。
参考译文
我曾认为，文章不过是表现礼教政治罢了。那写在书本上传之于人的，大体上都可以归属于这些方面。所谓“言语若没有辞藻彩饰，流传就不会久远”的说法，只是说文辞是不可以不讲的，但这不是孔子关于文章的根本意见。
孔子死后，过了很久，出了韩愈，仰望圣人于千百年后，继承圣人的道统，很是超卓不凡。只有柳宗元和韩愈齐名，柳宗元并不足以和韩愈相比，但他的文章终于能配同韩愈并传，也是位值得敬畏的文豪。韩愈曾对人讲过写作文章的问题，说要如此如此，柳宗元也说过要如此如此。我怀疑两人只是给人讲了语言表现方面的问题，而写作文章的本意，并不是像他所说的那样就够了。孟子说：“君子钻研学问求得高深的造诣，要能有自己的心得。有自己的心得，就能安心牢固地保有它而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就能积蓄得深；积蓄得深，用起来就能左右逢源。”孟子所说的这些，不只是用于写文章方面，但也可借以说明写文章的根本道理。
况且所谓文章，无非是务必要做到对社会有益罢了；所说的语言表现，就好像器物上有雕刻绘画一样。如果精巧而华丽，不一定就适用；如果适用，也不一定就精巧华丽。总之要以适用为根本，以雕刻绘画作为外表修饰罢了。不适用，就不称其为器物了。不修饰它的外表，也能像不适用一样，不称其为器物吗?肯定不是的。然而外表修饰也不能不讲，只是不要把它放在第一位就可以了。
我学文章的时间很久了，时常拿这种观点来指导自己自修。目前正在想把自修所得写出来传给别人，至于拿文章中所说的试用到实际事业中去，那还需要等待时间。我对文章所持的看法，以及我所写的作品究竟对不对，自己还未能确定。，不是曲从别人所好的人。愿使我对于对错能够有确定的认识。
赏析
王安石这篇《上人书》，讨论了文和辞的关系，实际上也就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文中把文和辞分开来讲，文指作文的本意，辞指篇章之美。作者的本意在于明道，而所谓道，则是可以施之于实用的经世之学。既然文以实用为主，因此在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上，他明确指出必须重视内容。他认为古文家虽然夸谈文以明道，但其真实的的心得，则在文不在道。
篇3：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原文翻译
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原文翻译
《答司马谏议书》节选自北宋文学家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篇中对司马光加给作者的“侵官、生事、征利、拒谏、怨谤”五个罪名逐一作了反驳，并批评士大夫阶层的因循守旧，表明坚持变法的决心。言辞犀利，针锋相对，是古代的驳论名篇之一。
答司马谏议书
〔宋〕王安石
某启：昨日蒙教，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自辨。重念蒙君实视遇厚，于反复不宜卤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实或见恕也。
盖儒者所争，尤在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某则以为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
——选自《四部丛刊》本《临川先生文集》
安石敬白：昨日承您来信指教，我私下觉得与您交往深厚密切已非一朝一夕，可是议论国事时常常意见不同，这大概是由于我们所采取的方法不同的缘故吧。即使想要勉强多说几句，最终也必定不被您所谅解，因此只是很简略地复上一信，不再一一替自己分辨。后来又想到蒙您一向看重和厚待，在书信往来上不宜马虎草率，所以我现在详细地说出我这样做的道理，希望您看后或许能谅解我。
本来知书识礼的读书人所争辨的，尤其在于名义和实际的关系。名义和实际的关系一经辨明，天下的是非之理也就解决了。如今您来信用以指教我的，认为我的做法是侵犯了官员的职权，惹事生非制造事端，聚敛钱财与民争利，拒不接受反对意见，因此招致天下人的怨恨和诽谤。我则认为遵从皇上的旨意，在朝堂上公开讨论和修订法令制度，责成有关部门官吏去执行，这不是侵犯官权;效法先皇的英明政治，用来兴办好事，革除弊端，这不是惹事生非;替国家整理财政，这不是搜括钱财;抨击荒谬言论，责难奸佞小人，这不是拒听意见。至于怨恨和诽谤如此众多，那是早就预知它会这样的。人们习惯于苟且偷安，已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士大夫们大多把不关心国事，附和世俗之见以讨好众人为得计。皇上却要改变这种状况，而我不去考虑反对的人有多少，愿意竭力协助皇上来对抗他们，那众多的反对者怎会不对我气势汹汹呢?商王盘庚迁都时，连百姓都埋怨，还不仅仅是朝廷里的`士大夫而已。盘庚并不因为有人埋怨反对的缘故而改变计划，这是因为迁都是经过周密考虑后的行动，是正确的而看不到有什么可以改悔的缘故。假如您责备我占据高位已久，没有能协助皇上大有作为，使百姓普遍受到恩泽，那末我承认错误;如果说现在应当什么事也别干，只要墨守从前的老规矩就行，那就不是我所敢领教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