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中国语言学简史
中国语言学的发展路线,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第一个因素是社会发展的历史;第二个因素是汉族语言文字本身的特点。
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定了中国古代语言学是为了实用的目的的。这与经济基础不是直接的关系,而是间接的关系。在漫长的封建社会过程中,“先王之道”被认为是巩固封建统治的法宝。即使是提倡变法的王安石,也主张“当法其意”(《上仁宗皇帝书》)。要法其意,也就必须通《经》。通《经》必先识字;识字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但是非通过这个手段不能达到通《经》的目的,也就无从确知“先王之道”。张之洞说:“治经,贵通大义,然求通义理,必自音韵始;欲通音训,必自《说文》始。”这种指导思想贯穿着近两千年的中国语言学。
语言学(linguistics)的前身是语文学(philology)。语文学与语言学是有分别的。前者是文字或书面语言的研究,特别着重在文献资料的考证和故训的寻求,这种研究比较零碎,缺乏系统性(又叫文献学、语史学、传统语言学);后者的研究对象则是语言本身,研究的结果可以得出科学的、系统的、细致的、全面的语言理论。中国在“五四”以前所作的语言研究,大致是属于语文学范围的。
语文学在中国古代称为小学。小学这个名称最初跟小学校有关系。根据班固《汉书•艺文志》,我们知道古人八岁入小学,老师教他六书。识字是小学里的事,所以把识字的学问叫做小学。到了后来,小学的范围扩大了。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把小学类分为训诂之属、字书之属、韵书之属。训诂是研究字义的,字书是研究字形的,韵书是研究字音的。但是,研究字形的时候不能不讲字形与字音、字义的关系,三者的界限不是十分清楚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小学是有关文字的学问。古人治小学不是以语言为对象,而是以文字为对象的。
第一章训诂为主的时期
第一节语言研究的萌芽
一、语文学的萌芽
语文学在先秦还没有产生。因为春秋战国时代去古未远,而且书籍很少,人们还不感觉到有语文学的需要,即还没有产生语言研究动因。但是零星的语文学知识已经萌芽。
首先是作者借字义的解释来阐明一种哲理或政治主张。《论语•颜渊》叙述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回答“政者,正也。子帅而正,孰敢不正?”《孟子•滕文公上》叙述夏、商、周三代田赋名称不同,夏叫贡,商叫助,周叫彻。孟子解释说:“彻者,彻也;助者,藉也。”孟子以“彻”解“彻”,是以本字为训的办法。这种办法是用一个常用的字义解释一个不很常用的字义。“彻”的常用意义是“通”,孟子大意是说“彻”是天下通法,不因地区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助”是凭藉的意思,公家凭借人民的力量来耕种公有的土地。在同一篇中,孟子又叙述夏、商、周三代的学校名称不同:夏叫校,商叫序,周叫庠。孟子解释说:“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古人教养不分,《周礼•地官•保氏》:“而养国子以道”,可见养就是教;射是六艺之一,这里代表学校里传授的一切知识和技能。
上面所举的有关字义的训诂解释,发展到后代就是声训。声训就是采取同音字或双声叠韵字来解释字义的一种办法。“政者,正也”是同音为训,“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
”是叠韵为训,声母也相近。当然,孔子、孟子如此解释字义,主要是为了表达他们的政治思想,即并不是为了语文学的目的,但也反映了古代有关语言、字义研究的萌芽。
其次,作者也可以借字形的解释来阐明一种哲理或政治主张。《左传》宣公十二年叙述“邲之战”,楚国打了胜仗,潘党劝楚庄王建筑军营,积尸封土,来显耀自己的武功。楚庄王不肯。在他的长篇谈话中特别提到“武”的字形是“从止从戈”,只有停止干戈才够得上称为“武”。根据《韩非子•五蠹》的说法,仓颉造字时把“厶”字(即“私”字)写成环绕自己的样子,表示为自己打算;“公”是“厶”字上面加“八”字,“八”等于说“背”,“背私”当然是“公”。《左传》和《韩非子》对“武”“厶”等字的解释虽然都被《说文》引用了,但也不一定就是正确地说明了古人造字的原意,很可能还是牵强附会。这也说明了,作者在讲字形的时候,也并不是为了语文学的目的,而是为了政治的目的。最合于语文学性质的,则是对古书字义的解释。《左传》文公七年,荀林父劝先蔑不要出使秦国,他说他和先蔑同寮,所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先蔑不理他,他就朗诵了《诗•大雅•板》的第三章“我虽异事,及尔同寮。”荀林父解释了“同官为寮”,实际上解释了《诗经》的字义。荀林父当然不是语文学家,零碎的解释与语文学著作是有差别的。但作为语文学萌芽的材料则是毫不过分的。
二、关于文字起源问题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许多哲学家、思想家对语言、文字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比较科学的认识。
关于文字的起源问题,最古的记载见于《易经•系辞传》:“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