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清代西方饮食文化在成都的发展及影响
内容摘要:在清代川菜体系逐渐成长至形成的同时,西方饮食文化已经开始在成都出现,并迅速发展,形成成都中上层人士的一时食尚。本文分析了清代西方饮食文化在成都的发展,并探讨了其对成都饮食的影响。
关键词:清代西方饮食文化成都
清代西方饮食文化在成都的发展
(一)潜伏期
西方人在成都的活动,最早记载是明崇祯十三年(1640AD)耶酥会教士Buglio在汤若望好友、四川人刘宇亮护佑下“前先入川,传扬福音”。后因四川地域广大,其“一人实难遍顾,大有鞭长莫及之势”。其友人G•Magallaens由杭州入川,两人“同心同德,敦传圣教”。后在成都、保宁和顺庆府“均设有经堂”。此后康熙四十一年(1702AD)传教士在成都、重庆、金堂、安岳、渠县“且有圣堂,教友亦多”。到乾隆十一年(1746AD)因清廷禁教,所有传教士被逐出。即便这样,四川教徒由乾隆二十一年(1756AD)的不过4千增至乾隆五十七年(1792AD)。另据乾隆二十四年(1759AD)10月25日两广总督李侍尧上奏的《防范外夷规条》建议,西方人在进入中国内地前,须先在广州通过汉语、礼仪等的训练。此时的西方人在中国吃汉菜,积极融入中国社会,需要放弃自己固有的西方饮食****俗以赢得中国社会的认同。在奏议获得乾隆认可后,广州成为鸦片战争前西方人进入中国唯一的口岸,这个时期的西方人在中国的活动重心集中在沿海地区,进入成都的西方人几乎可忽略不计,因此,西方饮食文化在此阶段缺乏在成都生存的基壤。
到嘉庆六年(1801AD)对四川洋教的统计,西方教徒已增至4万余。距乾隆五十七年(1792AD)不到十年时间,。因洋教教义违背中国人固有传统,引发了许多教案****教人多,且有与本地民人讦讼争殴,几酿事端”,“诡正乱俗,最为人心风气之害。”于是清廷在嘉庆十五年对洋教“实力查禁,以正民风”。洋教在四川受到极大抑制。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人优势地位的确立和西人群体在中国的出现,西餐迅速在天津、哈尔滨、上海和北京等城市风靡。但鸦片战争后重庆没有立即开埠,西方文化的触角还未触及成都。而且四川仍不时发生教堂被毁、教士被杀等教案。“比年来,毁教堂杀教士之举,在开放较早区域殆已寥如晨星,独吾蜀僻处边陬,风气睽隔,仇教义愤,时有多闻。”也因为如此,这个时期的西方人在四川活动,
“往来均由地方官派人护送,按县交替”,证明当时西方文化在四塞的四川处于劣势。
可见在鸦片战争前,到四川活动的西方人,普遍已被中国化,且人员稀少。这个阶段西方饮食文化对成都社会几乎不产生任何实质影响。鸦片战争后,西方人在中国社会中虽赢得优越地位,但因重庆没有开埠,西方人在成都的事业,包括教堂、学堂、医院和商业等还没有大的发展,西方饮食文化在成都处于潜伏期。
(二)快速发展期
鸦片战争后,在法国强求下,天主教在四川率先得到恢复和发展,但总体缓慢。中英《烟台条约》(1875AD)的签署,则使西方饮食文化在成都迅速发展。此阶段是在西方冒险家发现“中国最富足勤勉的一省(四川)几乎可以与欧洲交通”后,强烈要求在重庆开埠。以此为契机,西方教堂、学校、医院、领事馆纷纷在成都出现,促进了西方饮食文化在成都的快速发展。《烟台条约》签署后,英国即派员“遍历川省,特为访查各处土产,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