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左宗棠西征军费研究
丁永恒
晚清边疆危机出现以后,左宗棠率领西征军剑锋西指,用兵新疆,其间采取了一系列军事行动,力图让新疆不脱离祖国怀抱。但是,当时的晚清政府政治***,财政紊乱,如何能有效解决西征军费问题便成为统治集团的中心议题。作为“海防”派一些官吏提出新疆不仅无益于国家财政收入,反而成了一个沉重的包袱。李鸿章竟提出“海防,西征,力难兼顾,移西饷以助海防”[1]的论调,并进一步说:“新疆不复,于肢体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心腹大患愈棘”。[2]左宗棠“力持不可”,认为“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是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塞防则大有所妨”。[3]显然左宗棠与李鸿章间矛盾的焦点是新疆的地位问题及西征军费问题。
最终,清朝统治者权衡利弊同意西征,并在财政上尽力满足西征所需军费。但问题是,清朝政府之前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已消耗甚大,加之海防呼声高涨,西征军费解决必然困难重重。为此,左宗棠也深表忧虑:“现在用兵之饷,若沿海各省因筹办海防急于自顾,纷请停缓协济,则西北有必用之兵,东南无可指之饷,大局何以能支”?[4]所以研究西征军费的来源就十分必要。
一、西征军费的来源
西征军费到底从哪里来?根据当时情况来看,可以将西征军费的来源构成大致分为五部分,按其份额大小为序,依次是省关协饷、华洋借款、辖区税收、关税厘金及其他。我们可以对其来源构成稍做分析:
第一,省关协饷作为清政府的中央财政对西征作战起了决定作用,原因是它在西征军费来源构成中所占份额最大。“协饷”是指清政府命令各省关就地方收入拨出的部分经费。它专用于某一活动,比如西征军费的筹措。左宗棠从1866年调任陕甘总督至1873年攻陷肃州为止,协饷支应陕、甘的省份有山东、山西、四川、福建、浙江、广东、湖北、湖南、江苏、安徽等省,海关则有江海关、粤海关、闽海关等。而这些省关协饷一直占西征军费来源的60%以上,可见省关协饷是西征军费的主要来源。蒋致浩对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军饷来源的分析认为:“协饷几乎占收入总数的一半,在军饷入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洋款、商款都是为了填补协饷的缺额而筹措,最终仍将由协饷划还”。[5]由此我们知道,在左宗棠用兵新疆的过程中,清朝中央财政仍然承担了大部分西征军费,而且复杂的协饷制度也在中央财政体系内正常运行,保证了西征军费的主要来源。
第二,巨额的“华洋借款”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西征军费的困境,成为西征军费中第二大财源。早在1873年,左宗棠在向同治皇帝提交的《恳改拨的饷以固军心折》中,回顾自己1866年调任陕甘总督以来困扰于军费不足的窘况,“起初一年尚拨两月满饷。嗣后一年拨一月满饷,至今一月满饷尚无可发,军心不问可知”。据他计算,过去7年各省关欠拨陕甘协饷白银1976万两。[6]尽管清政府对西征军费的筹措很是重视,要么下旨强催,要么多方翰旋,但依然无力完全解决西征军费的筹措问题。在此情况下,左宗棠征得清政府同意后,开始了大规模的“华洋借款”,它成为了西征军费的第二来源。牛济认为“%,基本上是随借随还,属经济信贷性质”。[7]%的份额虽然不是西征军费来源中最多的,但它却是西征军费来源中必不可少的,它的填补作用将是西征顺利完成的重要物质保证。
左宗棠在光绪元年饬其上海转运局道员胡光墉开始向洋商借款,先后向英商丽如洋行借银200万两,向怡和洋行借款100万两,共300万两,利息为一分零五毫,分三年六期还清,归粤、苏、浙三省甘饷项如数拨清款。事实确实如此,,上海、鄂、陕节次挪用各款军饷本银5,182,390两;第四次奏销案中还款数额巨大,其中,光绪三年三月借洋款300万两,光绪三年九月借洋款500万两7期还款,光绪四年九月借华洋款350万两4期还款和上海鄂陕挪借款等到4项拨还华洋借款达5,880,800两白银”[8],这充分说明了华洋借款没有改变协饷制度的运行,反而是西征军费筹措过程中一个重要手段,用外国人的钱去解决外国人难道有什么不对吗?答案是肯定的。
第三,辖区税收虽然占西征军费总额的一小部分,但是它作为西征军费来源之一,却不能忽视。辖区税收主要指陕甘地区的田赋和各种捐输。这两项本身就是清朝政府财政收入的一部分,那么西征军费中必然包括其中一部分甚至大多部分,原因是当辖区内发生战争时,中央财政系统下的地方财政必然倾其全力动员,军费筹集,田赋、捐输自然会成为主要方式。西征军费筹措中,这种方式也是军费来源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四,关税、厘金在西征军费来源中也占有一定比例。它们是朝廷的一种商业税,即在水陆交通要道设立关卡,按照商品价值的百分比征税。此两项数额虽然有限,但是它的存在使西征军费的来源构成呈现多元化态势,而且通过贸易税、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