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黄杰夫对本报表示,希望在“十二五”规划政府分配碳强度等指标的时候,在某些行业或者某些地区尝试市场化分配的方式。
    他还表示,希望通过建立农业方法学标准,将农业与林业纳入到市场减排机制中,使普通农民在碳市场中受益。
可以尝试把排放温室气体的指标分配到各家企业,企业如果超标排放,就需向其他拥有剩余排放指标的企业购买。有的企业排放指标不够用,有的企业排放指标又用不完,碳交易市场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个买卖排放指标的平台。”田丹宇建议。
在《京都议定书》的框架下,发展中国家主要通过CDM机制参与国际碳排放交易。减排的实质是能源问题。发达国家的能源利用效率高,能源结构优化,新的能源技术被大量采用,因此进一步减排的成本极高,难度较大。而发展中国家的能源效率低,减排空间大,成本也低。这导致同一减排单位在不同国家的成本不同,形成了高价差,碳交易市场应运而生。
碳交易市场究竟有多大?根据联合国相关机构测算,全球降低碳排放活动的市场将达到2万亿美元。这也意味着,新鲜的空气可以变成巨大的财富。这个诱人的“蛋糕”将引发各国利益的博弈。
中国的碳排放交易市场正在迅速壮大。来自煤炭、钢铁、有色金属和再生能源等行业的企业,正透过清洁发展机制,从发达国家引入先进技术,实现减少二氧化碳气体排放的目的。与此同时,将减排所取得的排污权,出售给像富通银行这样的碳交易商,或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买家,从而获得利润。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朱家贤表示,中国处于整个碳交易产业链的最低端。由于碳交易的市场和标准都在国外,中国为全球碳市场创造的巨大减排量,被发达国家以低价购买后,包装、开发成价格更高的金融产品在国外进行交易。
 “在低碳领域里,做产品是初级,做技术是中级,而做标准是最‘高级’的层面。”黄杰夫说,如果中国掌握了碳市场定价和制定游戏规则的能力,这种金融创新将创造新增长点。
利用市场机制调动各方参与和资金,通过碳市场对资本、技术等稀缺资源进行合理分配
。“政府主要负责制定规则和监督管理,而排放权价格制定、买卖等具体交易,更多地依靠市场本身去完成。“
如果在中国也有这样一套技术标准和市场体系,按照公开、公正、透明的价格来交易,好的政策可能更有持续性。
黄杰夫说,碳交易的根本目的不在于惩罚排放,而是给减排提供激励机制。就是希望从企业的角度设计一个有效的“造血”机制,激励企业参与减排;同时帮助他们在碳风险规避、碳资产管理等方面做好技术、人才上的准备。黄杰夫说,当前,在国际环境和国内政策还不明朗的情况下,他们将持续做基础工作。一方面是对企业界进行碳减排、碳交易、碳金融市场等相关理念的宣传,和企业一起把潜在的碳资产、碳覆盖等这些“家底”搞清楚;另一方面,大家在一起摸索研究相关的技术和市场标准等。
出口国的碳减排资源和配套环境决定了其在碳市场上的议价能力。因此,拥有碳市场的定价权不仅取决于碳贸易量,还首先必须建立统一的碳交易平台,为买卖双方提供充分的供求信息,降低交易成本,实现公平合理定价。目前,中国污染排放与温室气体排放交易个案虽然已经不少,但分散在各个城市和各个行业,交易往往由企业与境外买方直接去谈判,信息透明程度不够。这种分散的不公开的市场状况,使中国企业在谈判中处于弱势地位,使最终的成交价格与国际市场价格相去甚远。
其次,具备完善的金融市场,为买卖双方提供完整、详细、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