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简论19世纪末中日两国间的修约交涉
张兆敏
(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曲阜 273165)
内容摘要:1870至1871年间,日本积极寻求与中国立约通商,企图仿效欧美列强从中国攫取特权。在清廷涉外政要的坚拒下,双方于1871年9月签订了权利和义务对等的《清日修好条规》和《通商章程》,从而在19世纪中后期中国与外国多签不平等条约的惯例中出现了一个少见的例外。未达目的的日本在19世纪80年代或趁中国外交陷入困境,或利用中日关系的相对缓和对中国发起了两轮修改1871年约章的交涉。清醒认识到不平等条约危害性的清廷涉外官员有礼有节地阻止了日本的修约要求,使后者一直到甲午战前终未在中国享受到内地通商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等不平等权利。对当时中日两国间的这项重要外交活动,目前尚未见到专文论及。笔者将梳理该修约交涉的基本事实和发展脉络,并进而批驳日本近代军国主义的侵华野心、揭示晚清中国人在条约认识史上所取得的重大进步。
关键词:《清日修好条规》日本中国修约交涉
一、19世纪70年代初中日立约、换约的艰难实现
1870年9月,日本政府派遣外务大丞柳原前光等人来到天津,要求与中国订约通商。日本之所以主动向中国求约,出于诸多切实的政治、外交需求:想借助可能获得的外交成果以提升自身的国际地位、稳定国内政局,并企图从中国、朝鲜方面捞取或多或少的好处。中国应允来年议约,则耽于笼络羁縻日本、联东制西的幻想。
1868年,日本倒幕派推翻了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建立了以改革派武士为中心的明治政权。新政权建立伊始,一些内政举措导致众多势力对政府不满。如实行“奉还版籍”和“削藩”(即废除藩主对土地和人民的领有权并减少藩主、藩士的俸禄)政策,引发了众多藩主、藩士对新政府的不满。继续按旧年贡标准向农民征收沉重的土地税,导致多地多次出现农民的反抗事件。在此情况下,新政府欲以外交的进展来转移内部矛盾。1869年2月,向美国和荷兰公使表示希望提前修改不平等条约,被答以期限到达前不予考虑。同年1月起,日本试图与最近的邻国——朝鲜建立近代的外交关系,并向后者通报天皇新政权的成立。因为改变了交往惯例及文书中充斥“皇”、“敕”字样,朝鲜一直拒绝接受来书。由于与欧美和朝鲜的交涉均不顺手,新政府无法以两者的进展来转移内部斗争的视线。鉴于中国已与欧美多国订立近代条约,新政府认为与中国议约将会比较顺利,很希望借此走出外交困境,提升政府权威并稳定国内政局。日本政要也了解到不少清廷要员昧于近代国际关系大局和国际法知识,认为利用该有利情况,求约于中国,可能同欧美列强一样在中国享受到特权,自然会大大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借助与中国立约,铺平与朝鲜的缔约之路,更是日本政府的一个重要考虑。在日本看来,与中国签约后,日本就取得了与中国平等的国际地位,而此时的朝鲜仍是中国的藩属国,自己得享与朝鲜宗主国平等的地位后再与朝方交往,定能取得优势地位;况且,朝鲜尚未与任何国家签定近代条约,若见宗主国与日方立约,就有可能答应日本的立约要求,甚至有可能让自己享受条约特权。至于清廷在1870年10月底应允来年与日本议约,则是幻想用“天朝的恩德”笼络日方,并借以联合抵御欧美诸强。出于如此考虑,总署于10月31日照会日方,允许日本次年派大员来华议约。
1871年6月,日本政府任命大藏卿伊达宗城为与中国订约的全权正使,外务大丞柳原前光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