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张连良,哲学博士,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琦,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博士生,130012。①在《传习录(下)》、《王阳明年谱》、《龙溪王先生全集》之《天泉证道记》、王畿所著《钱绪山行状》、《龙溪王先生会语》之《东游问答》和邹守益所著《青原赠处》这六种文献材料中都有对“天泉证道”事件的记载。陈来和方祖猷等学者对上述史料都有详细考证。如陈来认为:“按《传,其中不免各有所偏,但二子为天泉证道当事之人,故此两条记述甚为可贵。而《年谱》所载述者,为钱、王所共同肯认,其价值为最高。《天泉证道记》为龙溪门人将龙溪平日会语、文字中关于四句教法者纂合而成,并非出于龙溪之手;其中录自绪山行状者应还诸行状,而取自《东游问答》等篇者,皆非天泉证道的记述,不可信用,不得作为天泉证道的史料,只能作为研究王龙溪个人对四句教理解的资料来用。”(陈来:《〈天泉证道纪〉之史料价值》,《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年,588 页)。方祖猷则认为:“《传习录》与《阳明年谱》,是王门的权威性经典著作,对天泉证道记的记载,在主要内容上基本相同”(方祖猷:《天泉证道严滩问答南浦请益—有关王阳明晚年宗说的三件大事》,《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97 年第3 期)。根据陈来与方祖猷先生的考证,本文选取可信度相对较高的《传载作为引用资料。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 Sep. 2014 / No. 5哲学研究:中国哲学思想研究专题论王阳明“致良知”思想的逻辑环节及其研究的方法论缺陷———以王门“四句教”为核心的考察张连良陈琦[摘要] “四句教”是王阳明晚年的教法。但此教法一经提出,便引发旧时代学者对这一思想的不同理解和诸多纷争。当代新儒家学者刘述先以“两行之理”为理论预设对“四句教”以及这些纷争予以阐释和裁定,并在此基础上将“四句教”定位为阳明思想的最后定见乃至宋明理学思想的总结。这样的定位是不合理的。因为阳明思想的最后定见和终极宗旨是“致良知”方法论原则思想,这是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理解了这一点,不仅能为解决“四句教”问题之争以及评价刘述先的思想得失提供理论依据,而且对把握阳明哲学乃至中国哲学的精神实质以及解决“合理的知识形态形而上学观念何以可能”的“哲学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关键词] 王阳明;四句教;逻辑定位;三位一体性;致良知引言:问题的提出“四句教”是王阳明的晚年教法。嘉靖六年(1527),王阳明在出发平息广西思田农民起义前,与弟子钱德洪、王畿二人在天泉桥上讲学讨论,史称“天泉证道”①。在这次论道中,他提出了“四句教”005思想:“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的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①但此教法一经提出,便引发钱、王二人的不同理解,而由此所衍生出的一系列涉及阳明心学与佛老之学、阳明后学思想分化与王学流弊产生等诸多问题的论争,更使这一思想成为当代阳明学研究无法回避的焦点问题之一。基于此,许多当代学者在研究阳明哲学思想时,都曾从不同的问题视角去阐释“四句教”并在此基础上给出他们对于“四句教”问题之争的解决方案。然而,虽然这些学者们各自所提出的关于这一思想的理论诠释观点都有其合理性和学术价值,但也具有一个共同的局限,即都没有从构成“四句教”的方法论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