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关于乐育堂黄元吉的两大疑问
汪登伟
一、引言
自《乐育堂语录》(下称《语录》)、《道德经注释》等书流传刊行后,学丹道之人、学静坐之人倍加关注,以为它们是天机毕露的“天书”(张默生《厚黑教主外传》载:“四川讲静功的派别很多,如同善社,如刘门,如关龙派,如吴谯子派等等。其中讲静功的一书,名为《乐育堂语录》,是丰城黄元吉来川讲道时所著,各派讲静功的人都奉为天书”)。民国时其私淑弟子辈大加称扬其丹法,称之为隐仙派中人。近来又有数位先生推崇黄元吉其书其丹法。近日,笔者又阅读《语录》,疑问增盛:史上真有清末于四川富顺(今属自贡市)一带坐馆授业的黄元吉吗?黄元吉所述丹法真的是“天机毕露”吗?带着疑问笔者开始疏理相关信息。
二、黄元吉作品的流传与版本
现在流传的黄元吉作品有《道德经注释》、五卷《语录》、《道门语要》三种。据传尚有《玄宗口诀》、《醒心经注》、《求心经注》等书,民国时已经搜求不得了。
1、《道德经注释》
《道德经注释》每章大约分为二个部分,蒋门马说:“前一部分以儒学为本并辅以丹道理法以讲解老学,后一部分则几乎纯以丹法诠释经文。”
笔者所见《道德经注释》最早的版本是浙江奉化人江起鲲(1864~1925)于1920年校正、易名的《道德经讲义》,书前有光绪丙戌(1886年)朱有芬苏铁生《富顺县近现代书法艺术揽胜》一文有朱有芬的小传,录如下:“朱有芬,字桂林,清末贡生,有文名。书法精汉隶,直窥《曹全碑》,遗迹有民国十年前后文成草堂(今中共县委会址)门上之‘文成学会’石匾,并有小篆石联一副‘不俗即仙骨,多情乃佛心’。大致早已无存矣。”见《富顺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54页。
序,序谓:“近则丰城黄元吉先生以四子书注释五千言……道家者流珍若鸿宝,而余固未及见其稿也。李君爵从,年少知道,肆力于先生之注释者盖有日矣。今将刊以公世,走书丐余言弁首。”《道德经注释》所收一卷《语录》中,其弟子之序谓:“乐育堂,先生之馆名也。自甲戌(同治十三年,1874)来兹设帐,至癸未(光绪九年,1883)始行解馆,其间语录甚繁,今纂其切要者附于《注释》之后。”这一重要的序言,仅见于《道德经注释》最早的木刻四卷本的最后一卷,详见蒋门马点校、宗教文化出版社今年即将出版的《乐育堂语录》(繁体版)。承蒋门马先生惠赐,全文附于此:“乐育堂,先生之馆名也。自甲戌来兹设帐,至癸未始行解馆,其间《语录》甚繁。今纂其切要者附于《注释》之后。其意何居?盖以予等樗栎庸材,春风久座,扪心自问,有负师传。因思天下后世,人才迭出,杰士挺生,倘得《语录》以为津梁,所造殊难限量。予等虽未获有成,而天下后世所成不少,亦差慰吾师之苦衷也。以此意请之先生。先生慨然曰:此中天机毕露,妄传匪人,天律所禁。予等避席而言曰:天下岂有匪人而肯学道者乎?抑岂有学道而犹为匪人者乎?是必前为匪人,后非匪人,可知矣。既往不咎,天人应有同情。况此间成败,主之在天,非人所能为。纵使修入非非,而功德十分未圆,渣滓一毫未净,终属神天不佑,难免倾丹倒鼎之虞。若夫匪人,就明明道破,直直说出,亦难其会悟,安望有成?先生以普度为心,应行普度之事。至于人世因缘,亦听诸天,而毫不预计,实为两便。先生曰:生等以普度为请,吾又何吝此金针?但须郑重此书,切勿轻授,以干罪咎,可也。予因叙其巅末,以志之首。受业弟子等顿首敬识。”
《道德经注释》有光绪十年(
1884)黄元吉自序及其弟子序,序中未言注释作成的具体时间,但从其语气看,《道德经注释》不像是与作序时间久隔之作。由是可知,《道德经注释》初稿大约成于1883(“不数月而注释告成”),完成于1884年,刊刻于1886年黄元吉1884年十一月自序说:“兹值刊刻肇始”,似乎此年已经着手刊刻。
,江起鲲说“原本刊于四川自流井”。
《道德经注释》后来又被萧天石易名为《道德经精义》收入于《道藏精华》中,梅自强编《颠倒之术》时也将它收入。梅自强说《道德经注释》“始成于富顺,并以木刻本刊行”,他在对《道德经注释》“解奥”时“据原木刻本”进行了校正,可惜他没有直接提供木刻本的诸多原始信息。
2、《语录》
《语录》记述了黄元吉的丹法大体情况,显得驳杂。现在通行的《语录》为五卷本,是在四卷本后增入一卷为第五卷而成。早期的四卷本为戊午年(1918)龙腾剑得于康千里处,而“精校分刊,广为印刷”,于民国八年己未(1919年)印行。后来在龙本基础上又有多种版本。这里讨论一下一卷本。
黄元吉于1874年设帐,1883年解馆,《语录》卷三也谓“吾(黄元吉)振铎此山,已经十余年”,可知“语录”最早出现于1874年,成书会更晚,而不会是龙腾剑(1915年曾任荣县商会会长)在《语录》跋中所说的“是书成于道咸(1821~1861)年间”。江起鲲《道德经讲义》识语说:“原刻分四卷,惟第三卷不曰卷三而曰卷下,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