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周代颂乐刍论
摘要:以古文献为依据,结合周代的社会文化背景和《诗经》三颂的祈祷性质,探讨颂乐的特点、社会文化意义。《颂》乐一般只用打击乐器与管乐相配合而形成“金石之声”,乐声较为低沉、舒缓、庄严;它的标准原则是和平中正,庄重肃穆,强调教育意义,追求社会政治的最高“和谐”。
关键词:周代;《诗经》三颂;颂乐;打击乐器;吹奏乐器;政治伦理;社会和谐
在周代,诗歌作为抒情言志的工具,是以入乐合舞的形式出现的,诗中有乐,乐中有诗。所以《墨子·公孟》篇曰:“儒者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毛诗·郑风》又曰:“古者教以诗乐,诵之歌之,弦之舞之。”诗、乐、舞三位一体,是《诗经》的本质特征。
在《诗经·颂》诗中有许多的乐器名称和演奏场面的描写,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乐舞的盛行和诗、乐、舞合一的综合表现。
《周颂·执竞》“钟鼓口皇口皇,磐莞将将,降福穣穣。降福简简,威仪反反。既醉既饱,福禄来反。”《毛诗序》及汉代其他今文之家学者都认为,《执竞》是“祀武王”之歌,但诗中既涉及武王,又有成王、康王,绝不像是单祀武王之乐。考之先秦典籍有关“吉礼”的记载,此篇当施用于“礻帝礻合”之祀。“礻帝”之义为“谛”,为审辨庙主次序的意思;“礻合”即合,合食群庙神主的意思。“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十五《春秋吉礼表》序谓:‘以审谛昭穆谓之,合食群庙谓之礻合。礻合即礻帝,礻帝即礻合,一祭又二名也。’再据《春秋》及《左传》记载,礻帝礻帝之礼通常又分为二种:一种是去世之君三年丧毕之后升神主于太庙,此时要分别昭、穆,合祭群神;另一种情况可能是定期举行的太庙合祭之礼。”考察《执竞》通篇内容,诗篇后半部分言“福禄”、言“降神”,属于第二种的可能性要大些。神灵祖先在“钟鼓,罄莞将将”的金声玉振之中,“降福穣穣”,“降福简简”。众乐器与重音叠字的运用,大大增强了音乐的感染力。
《周颂·有瞽》:“设业设,崇牙树羽。应田县鼓,革兆磬圉。既备乃奏,箫管备举。”高亨说:“这篇是周王大合乐于宗庙所唱的乐歌。大合乐于宗庙是把各种乐器会合一起奏给祖先听,为祖先开个盛大的音乐会。周王和群臣也来听。”所言不虚。其中崇牙和树羽都是悬挂钟磐的大木架业、上的装饰物;应、田、县鼓、革兆均是鼓的不同种类;还有用来合乐、止乐的木类乐器、圉和磐,以及竹管乐器箫、管,好一幅“厥声,肃雍和鸣”的宏大场面,将之定为周代祭祀礼乐活动中用乐的典型代表,一点也不为过。
《商颂·那》:“猗与那与,置我革兆鼓。奏鼓简简,我烈祖。汤孙奏假,绥我思成。革兆鼓渊渊,管声,既和且平,依我磐声。于赫汤孙!穆穆厥声。庸鼓有,万舞有奕。”《商颂·那》开篇便是于将祭之时,先作乐以求神,“我烈祖”。全诗辞意与《有瞽》篇备举诸乐以祀者,相去不远。《毛诗序》谓《那》为“祀成汤之歌”,“于赫汤孙,穆穆厥声”。但诗篇没有对汤之功德大肆渲染,而是极尽笔墨之能,描述了革兆、管、磐、庸、鼓的和谐、洪大以及舞姿娴熟奕奕然的万舞。这是因为声之盛乃德之盛,审音以知乐,观乐而知德。商汤的功德自有《大》之乐,在周代被用于祭祀先妣,是周代雅乐的典型代表“六代之乐”之一。《商颂·那》作为商代的传统祭祀乐舞,其所描述的或许正是歌、舞、乐三位一体的《大》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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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开梅:周代颂乐刍论就乐器而言,在三《颂》中其共有十几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