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善良的孟子
内容提要:仁、义、礼、智是儒家传统文化重要的核心价值,然而这一核心价值的意义在现代转型期的社会中备受困惑。生命的意义何在?人能否超越血肉之躯直达本心?我们是以博弈者的心态游戏人生怀疑一切呢,或者怀抱一颗恭敬心创造生活?在《孟子》七篇的基础上,本文试图经过一番心灵之旅,重新理解孟子的当下意义。追溯散见在《孟子》七篇中的重要对话,寻找孟子思想深处的那个独立的义理世界。当清明的理性在阅读的过程中逐渐还原的时候,我们发现了雄辩之外的孟子的那颗善良的心。正由于有如保赤子的仁爱,所以生命相遇于“性善”的起点上。在超越时空的隔膜时,我们的生命已然呼吸到天地正气,感受浩然之气充塞寰宇。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孟子的精神世界及“王道”思想将为中华民族的现代发展提供宝贵资粮。
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1]。”多美的童谣啊!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孺子并不因为水之清浊而停歇了濯水之乐,但水的清浊却会招徕洗濯之变。如果我们将沧浪之水看作是一个时代的洪流的话,将孺子看作是处身一个时代中的生命的话,那么,我们将发现那“濯缨”与“濯足”的生命状态,进则希冀获得孺子之歌的自在之乐。然而,当一个生命诞生的时候,当一个时代正处在巨变中的时候,伴随着它的往往是剧烈的阵痛。这时,生命的母体与时代的思想者率先感受到生命同体,因而倍加呵护!但在一般大众而言,一直要等到母亲的抚养或时代的洪流承载了濯水之乐的赤子之心时,方能感悟生命的存在。于是,在发现生命的刹那,没有比之更悲悯欣慨的了。生当战国乱世的孟子,遭遇到了什么?
一、时代症候
在一次回答学生公都子质问“外人皆称夫子好辩”的问题时,孟子讲出了那个时代的症候:“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2]。”直面如此严重的问题,孟子感到无比忧虑。换一句话说,孟子并不是以“沧浪之水浊,可以濯我足”的态度进入那个时代。在他深感忧虑的同时,我们还看到了自他心中发出的一股大力。于是,清明的理性不但使外人皆称其好辩,同时也让各诸侯、大夫感到其批评的力度。孟子是这样来议论的,“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3]。”至于对待杨朱、墨翟的态度,孟子更是不留余力。他称那像是在追赶走丢的猪一样,已经送回猪圈了还要将它的脚绑住[4]。如果我们再进一步追踪的话,还可以发现一些触目惊心的战争事实。
如当时的魏国在“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5]”的情况下,梁惠王还“愿比死者壹洒之[6]”;齐国则趁着燕国发生内乱的时候发兵攻下燕国,结果在“倍地而不行仁政”的情况下“动天下之兵[7]”;在一次邹国与鲁国发生的冲突中,邹国的官吏一下子死了三十三人[8];在鲁国准备起用慎子当将军的时候,孟子批评慎子不教民而要带领百姓去打仗真叫害人[9];在那样的时代中,诸侯、大夫多数主张战争,同时已经形成了富国强兵的时代风气。于是,“争地以战,***盈野;争城以战,***盈城[10]”的战乱一发不可收拾。如此,我们发现孟子面对的是一个大时代中的生死问题。一方面,身体在战乱中白白死去,另一方面,又有支持战争的理论。对于那些好战的人,孟子痛斥其“罪不容于死[11]”,尽管我们知道孟子非常爱生,但在那样的情况下,可见其忍无可忍了。
二、心性之思
把握到了时代的症候,在直面生死问题的时候,孟子提出了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人皆有不忍人之心[12]。什么是“不忍人之心”呢?孟子以“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13]”来说明人同此心。这如同一幕活生生的话剧,将一个即将掉落深井的孩子的情景再现于每个人的面前。在直面生死的瞬间,以唤醒人人都有的“怵惕恻隐之心”。“怵惕”是由于看到生命即将飘逝时的惊骇;“恻隐”则是感同身受,对于即将飘逝的生命萌生悲悯。然而我们之所以拥有这样的心情并不是因为孩子的父母或者是乡党朋友的关系,也不是因为厌恶孩子的哭声,这完完全全是因为我们自己内在的那颗“仁心”所致。可见“不忍人之心”经历了从“生”到“死”,然后又从“死”到“生”的一个循环,一次觉醒。在我看来,孟子是想借此以唤醒人们内在的清明理性——义,以及对于母体的同情理解——仁。此时,人性的种子开始萌芽。之后,在走向“生”的另一个循环中,孟子又指出人性起点处的羞恶之心、辞让之心以及是非之心[14]。倘若无此“四心”,便不能称之为一个“人”。此四心,同时又开启出做人的“四端”,即“仁”、“义”、“礼”、“智”[15]。事实上,当我们将此“四心”与“四端”放在整本《孟子》中来考察的话,我们有理由将“四心”合成一心,即“赤子之心[16]”。再将“四端”合成一善,即“性善[17]”。进一步说,这“一善一心”是人人生命中本来具有的。对于具备了这“一善一心”的人,孟子称之为“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