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前言
布兰科?米拉诺维奇是世界银行的一名经济学家。20世纪80年代,他在自己的出生地前南斯拉夫攻读博士学位时,第一次对收入不平等现象产生了兴趣。在前南斯拉夫,他发现官方将收入不平等视作“敏感话题”,也就是说政府不希望本国学者对此做深入研究。这也在情理之中,毕竟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平等社会。
可是,米拉诺维奇来到华盛顿后,发现了一件怪事。美国人非常乐意颂扬巨富,当然有时也会为穷人担忧,但同时谈论富人和穷人,并引申出经济不平等的话题却是一大禁忌。“华盛顿特区某个很有威望的智囊团的主席曾告诉我,该智囊团的理事会不太可能资助任何主题中含有‘收入不平等’或‘财富不平等’字样的工作,”蓄着胡须、头顶渐秃、身材好似泰迪熊的米拉诺维奇在最近的一本书中透露,“对,他们会资助任何同扶贫相关的事,可要是涉及‘不平等’就另当别论了。”
“为什么呢?”他问,“当我对一些人的贫困状况深深担忧时,就会反称出自己处在美好又温暖的人性光辉中:我乐意为他们慷慨解囊。慈善利人又利己,它能大大增强自尊心,即便只是为穷人捐了寥寥数元,也在道德上加了不少分。但是‘不平等’则截然不同,每次提及‘不平等’这个词其实都会触及一个论题,即我的收入是否正当、是否合理?”
上层精英并非不情愿展示出自己有多少财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此——毕竟,拥有游艇、时装和豪宅,并捐出夺人眼球的大笔善款本身就带了些炫富的意味。可是当讨论从歌功颂德转变为剖毫析芒时,上层精英开始如坐针毡了。一位曾在华盛顿顶尖金融机构中担任要职的华尔街民主党人对我说,巴拉克?奥巴马总统曾因称呼高收入群体为有钱人(the rich),而被商界视为异己。该银行家说:“最好对收入差异只字不提,如果总统实在无法避免特指国家的高收入群体,则应该称他们为富人(the affluent)。将这些人贴上‘有钱人’的标签,听上去会造成分化——富人可不想被这样称呼。”无独有偶,比尔?克林顿在2011年出版的《重返工作》一书中用相似的口吻指责奥巴马谈论高收入群体的方式。“我没有因为富人的成功而批评他们。”克林顿写道。相较于奥巴马,克林顿对高收入群体较缓和的态度,是他们愿意接受更高税收的原因。
专门为上层精英提供心理咨询的波士顿心理学家罗伯特?肯尼也赞同上述看法。他曾对一位采访者说:“有钱(rich)一词通常具有贬义,它甚至和‘婊子’(bitch)一词押韵。我见过有人站起来这样做自我介绍:‘我是鲍勃?肯尼,我很有钱。’说完他便自惭形秽地痛哭起来。”
不仅仅是顶级富豪不愿谈及日益加重的经济不平等,对普通大众来说,这样的谈论在意识形态上令人不适,因为甚至——或许是,尤其——在大多数全球资本主义的坚定支持者看来,其不应如此运作。
直到几十年前,经济学家还普遍认为,在工业化之前的时代收入差距非常小(由于整体财富少、生产力比较弱,所以并没有太多东西能让社会精英占取),而在工业化时期收入差距达到顶峰,实业家和工人的收入远远胜过农民(想一下当今中国的情形)。最后,在完全工业化或后工业化社会,由于教育更为普及,并且国家扮演了更重大的角色、发挥了更强的再分配功能,收入差距再次缩小。这一观点论及经济发展和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生于白俄罗斯、后移居美国的西蒙?库兹涅茨首次提出该观点并对此做出了最清晰的阐述。库兹涅茨用经济学中最著名的图形之一——库兹涅茨曲线来解释他的理论,这条倒U形曲线描绘了随着经济逐渐发达、生产力逐渐强大,整个社会经历了从收入差距很小到收入差距拉大,最后回到收入差距缩小的过程。
工业革命早期——那时库兹涅茨的数据和统计分析还远未出炉——法国社会学家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在其著作中就已提出了一个类似的预测:“如果你仔细观察社会形成以来世界发生的变化,就能轻而易举地发现平等仅仅存在于历史上的两个极端中。野蛮人是平等的,因为他们全都软弱和愚昧;高度文明的人也可以变得十分平等,因为他们都能选择相似的方式获得舒适和幸福。而处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是地位的不平等,因为财富和知识属于极少数强者,剩下的弱者只能陷于贫困和无知。”
如果你信仰资本主义,你会认为库兹涅茨曲线是个精彩的理论。经济发展之路可能是崎岖不平、冷酷无情的,一路上会涌现很多挫败者,但是一旦我们到达了托克维尔所谓的“所有人都是高度文明的”(没错,所有人!)的稳定状态,我们将共享盛果。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作为资本主义的全球典型,成了库兹涅茨曲线的化身。“二战”后的大扩张时期也被经济学家称作“大紧缩”,随着贫富差距缩小,大多数美国人将自己视为中产阶层。用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拉里?卡茨的话来说,“那时的美国人民肩并肩共同成长”。这似乎是工业资本主义的自然形态。里根政府的改革甚至也秉承了这一范式——垂滴经济学归根结底强调的是“滴流”。
然而,到20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