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中国的区域金融中心模式:市场选择与金融创新
——兼论广州--深圳金融中心布局
广东金融学院中国金融转型与发展研究中心陆磊
摘要:本文就当前中国区域金融中心的发展模式进行讨论,主要结论如下:第一,金融中心的本质特征是金融交易的集中性与金融资源配置的分散化,在现有决策体制下,金融资源分配权导致了只有北京具备建设中国金融中心的唯一可能性。因此,金融中心建设在实质上必然要求对现有金融体系进行改造。第二,当前的金融中心建设仍主要立足于对特许权和行政审批的高度依赖,而真正的金融中心具有不依赖于行政决策的自发形成特征,这就要求任何具备建设金融中心条件的城市必须反思构建金融中心的基本目标与发展模式。第三,从现有经济制度和金融发展初始条件看,北京是金融行政中心,也是中国唯一真正的金融决策中心;上海是北京中心的执行中心,具有行政特许权背景下的“准行政一半市场”特征,但正是这种特征,是所有其他试图建立区域金融中心的城市所垂涎的特许权价值。第四,真正的区域金融中心必须具有体制上的市场化、区域上的辐射性和产品上的适用性等特征,不以金融资源集中为特点,反以金融资源扩散为基本职能,不断发现本城市以外的金融需求,打破条块分割,实现金融资源配置的优化。
关键词:金融中心;行政特许权;市场选择;金融创新
一、引言:区域金融中心的发展逻辑——腹地论
从人类历史上所有的金融发展模式看,腹地而非飞地是金融中心发展的基本逻辑。腹地有多大,则金融中心就有多大。从15世纪的威尼斯到18 世纪的伦敦等近代金融中心,乃至19 世纪的纽约和20 世纪的香港等现代金融中心,都无法逃脱“腹地”铁律。近代金融中心随航海技术的发展而完成了腹地延伸,现代金融中心则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覆盖全球,并由此推动了金融全球化腹地概念的最佳论释是,纽约作为世界金融中心是由于美元、石油、上市企业具有全球性,因此其腹地实际上是全球;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根本原因之一是连接了世界和中国,特别是把崛起中的中国作为其金融资源配置的基本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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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是,中国迄今所有的区域金融中心设计与规划仍无法逃离飞地设想——即立足于孤立地发展某个城市,试图集中更多的金融资源和政策资源为我所用而非发现他人需求,其结果只能有二:一是各个所谓“国际金融中心”或“区域金融中心”沦为自得其乐的金融小诸侯而非名副其实的金融中心;二是真正的影子金融中心只能是中国的政策中心―北京,这是因为,北京所拥有的特许权分配事实上决定了各金融中心的命运。
那么,什么是金融中心建设的基本逻辑?
第一,强调金融资源的集中而非扩散性配置。比如,我们经常愿意举出的实例是“上海早在晚清和民国初年就已经具有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推论是,其早就奠定的基础证明了未来发展的先发优势。问题是,整个中国近代金融史并未证明上述论断的科学性。相反,旧上海金融中心地位的脆弱性不言而喻,仅仅体现为中国传统经济模式下的一块“飞地”,与中国全国性经济发展和金融资源扩散性配置关联度极弱,属于典型的金融服务脱离实体经济需要的失败范例,因而只能成为纽约市场或伦敦市场在亚太的派出机构,是国际性金融亚中心而非中国的金融中心。恰恰是20 世纪20-40年代上海作为货币中心在法币、金圆券层面上的错误操作,成为国民政府行政力量下的掠夺性金融政策、吸纳并集中全国金融资源的重要工具。相反,香港金融中心的崛起源于针对中国内地的FDI 和此后的红筹股、H 股,其敏锐地认识到面向中国内地经济起飞阶段迫切的融资需求是发展香港自身地位的重要甚至是唯一机会。事实证明,随着腹地的扩大,香港的金融影响力事实上超越了东京、新加坡等竞争对手。作一个简单的总结:金融中心是金融资源的集散地,集中是为了分散;分散的地域范围越大,则金融中心的层次越高。如果仅仅集中金融资源,则金融中心必将蜕化为“金融飞地”或冒险家的乐园。
第二,强调市场配置金融资源而非行政配置特许权价值。即便金融资源可以实现集散,但仍然必须考虑集散的方式。任何成熟的金融中心都依赖市场力量完成金融资源配置;如果仅仅依赖行政力量,则政治中心或财政中心天然具有金融中心的职能比如,中国为应对金融危机而提振内需,大型投资项目规划源出发改委,财政资金配套源出财政部,则金融机构决策亦无非源出在北京的营销。其后果是,虽然金融资源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配置的分散化,但北京成为唯一的金融中心,其余金融中心——包括上海的银行间外汇市场、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债券市场,甚至上海和深圳的资本市场都显然受制于北京在最终流动性层面的决策。
,任何表面上的金融中心并不具备事实上的金融资源配置权,特别
是不具备通过风险定价而完成价格发现这一市场机制的基本职能这一现象的突出表现是,无论北京出台十大产业振兴计划、区域性经济发展规划(如海峡西岸)还是特定行业发展计划(如家电下乡、以旧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