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鲁迅小说叙事的[身体]策略
“身体”策略是鲁迅小说叙事最出彩的地方。他深知要想获得真正“人”的身份,既要进行思想重塑,也要进行“身体”重塑。其小说想象、处理、呈现“身体”的方式,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了独特的美学价值。
尼采是第一个将“身体”提到哲学高度的哲学家,在他看来,“身体”是铭写事件的场所,从中可以发现“过去”的烙印。事实上,文学与“身体”一直是紧密联系的。不能设想任何没有“身体”在场的文学,也不能想象脱离“身体”的一切人类活动。即使是对“身体”的回避,也是一种有意味的缺席――因而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在场。鲁迅小说叙事的“身体”策略,固然与启蒙背景、西学东渐等客观条件有关,但不可忽略他对“身体”的切身体验。鲁迅从小体弱多病,少年时已有肺结核病的伏根,随后一直深受肺病的折磨。父亲身患肺病,又误于庸医,严重挫伤了他这个长子的身心。遵循绍兴民间信仰,他未满周岁就被父亲领着拜和尚为师,以避免身体为妖魔鬼怪伤害。可以说,疾病带来的痛苦和幼时“舍给寺院”的经历,在鲁迅的身上留下深深的痕迹,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
鲁迅有强烈的“身体”倾向,“身体”每每被无限放大,“身体”就是整个人生和世界。他断言汉字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他强调我们的“胃”要有勇气吞食那些半生不熟的食物,他把中华民族精英比作
“中国的脊梁”,他说自己在敌与友的夹攻中只能“横站”……《头发的故事》和《示众》昭示了改朝换代最先顾及的就是“身体”的存在,从清朝的蓄发到民国的剪辫子,都是经过了断头才得以完成的。启蒙主义对于“身体”的态度是:有限度地解禁对于“身体”的控制,但是又把“身体”纳入另外一种意识形态话语的规约之下。鲁迅以“身体”的符号化世界来探寻生与死、得与失的意义,透过饥饿之躯、欲望之躯、疾病之躯、病态之躯,辐射到民族性、文化和政治等领域,使“身体”获得了真正的文学审美意义。
鲁迅小说经常写到“身体”,“身体”成为一个寓意丰富的符码。从“站着喝酒而穿长衫”,到“穿一件破夹袄,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用草绳在肩上挂住”,浓缩了孔乙己的不幸命运和悲凉人生(《孔乙己》);阿Q头上的癞疮疤成为身体的鲜明特征,而小尼姑的脸在他手指上留下的滑腻,他和小D角斗时两个又瘦又乏的身体在粉墙上映出的虹形,也和癞疮疤一样记录着他的羞辱(《阿Q正传》);还有“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的“狂人”(《狂人日记》),头发“已经全白”“脸上瘦削不堪”“眼睛间或一轮”的祥林嫂(《祝福》),以及有着病态小脚的九斤老太(《风波》)和“豆腐西施”杨二嫂(《故乡》)。总体上看,“身体”多以残缺或颓败的形式进入我们的视野,更可怕的是“身体”的病态被视为正常并用来规范他人。比如,九斤老太的孙女六斤从活泼野性的少女到被裹足后“一瘸一拐”,就是明证。由此联想到鲁迅曾在《以脚报国》一文中,批评某女士以为小脚可以征服外国女人乃自欺欺人。可以说,鲁迅的厌恶首先是对国人“身体”的厌恶,同情首先是对忆也首先是这种对“身体”的病态形式的极端显现。由“身体”进入精神层面,人物的精神胜利法及其疗救才能够充分而有效地得以演绎。
鲁迅小说叙事的“身体”策略,最集中反映在疾病叙事上。苏珊?桑塔格指出:“疾病是通过身体说出来的话,是一种用来戏剧性地表达内心情状的语言:是一种自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