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媒介技术史视角下的西方新媒体传播思想图谱
摘要近几年,学界内不断强调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重要性,但任何理论创新都必须立基于传统之上的反思与继承。通过媒体技术史的研究视角,我们发现,西方新媒体传播研究主要从三条路径展开:新媒体技术的社会嵌入研究、技术的两重性研究以及微观的信息符号传播研究。由此,新媒体技术的研究逐步发展为更为理性的、综合的、微观的社会学研究范式。
关键词技术;新媒体;社会嵌入;信息;社会学范式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40至50年代,计算机、原子能等技术的诞生,以及由计算机技术所驱动的互联网传播技术等带动了历史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并迅速地冲击着社会的各个领域,引发了社会结构的变迁和社会关系的变革。曼纽尔?卡斯特认为,我们已然深处于网络社会。“网络构建了我们社会的新社会形态,而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在网络中现身或缺席,以及每个网络相对于其他网络的动态关系,都是我们社会中支配与变迁的关键根源。”
这种新的变化无疑是当前传播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尽管有学者认为新媒体研究目前仍处于“摇篮”阶段,但其对于人类生存的影响力已不可忽视。尤其对于自在转型期的中国,互联网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在传播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已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本文旨在于梳理媒体技术史视角下西方新媒体传播思想的发展逻辑,勾勒其演变的路径,并提倡当下中国的新媒体研究应走向新媒体技术的社会学范式,以期对中国新媒体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新媒体技术的社会嵌入:媒介环境学派的传播思想
传播技术给人类互动和社会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变化,这个疑问一直是媒介环境学派所关心的问题。伊尼斯认为任何技术都带有一定的“时空偏向”,这种偏向是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麦克卢汉提出“媒介是人体的延伸”、“冷”、“热”媒体之分等等强调的是传播技术与人类自身的互动;尼尔?波兹曼的“媒介即隐喻”侧重传播技术对社会的再建构,而德克霍夫的“电视民主”则关注电视与政治参与的互动。
由于麦氏等人的观点中过分强调传播技术的影响,其后继者詹姆斯?凯利、保罗?莱文森等学者将伊尼斯、麦克卢汉贴上了“媒介决定论者”的标签,这个标签深刻地影响了后人对整个媒介环境学派的理解。显然,这个标签有失公允。麦氏早在《谷登堡星系》一书序言中就提到:“本书绝非盖棺论定之作,牵动社会变迁的因素不少,本书只希望阐明其中一项主因,指出这项因素未来或许能让人类更自主。”这句话充分说明了麦氏的研究宗旨在于提醒媒体研究学者媒介技术是一个社会化产物,应注意分析媒体技术本身对人、对社会所带来的影响,而非强调技术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
不过,媒介环境学派对于技术的过分强调在其二代学者梅罗维茨那里有所调整。梅罗维茨结合了麦克卢汉的媒介延伸理论与戈夫曼的社会情景互动理论,提出信息系统的流通形式,而非自然环境本身才是不同场所的真正界线,并由此得出:电子媒介的诞生打破不同群体信息系统的分离状态,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界线不同模糊,男性与女性的气质、成人与孩子的界线以及政治英雄与普通百姓的区别日渐消逝。当然,这里的电子媒介主要指涉电视、广播等传播技术。
其后,保罗?莱文森将媒介环境学派对于“媒介即环境”的阐释带入互联网研究,成为了学派在数字时代的理论开拓者。他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