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党和政府如何“还钱”
向人借了100斤粮食,72年后,该还多少?对山西省娄烦县人武部来说,他们不是在“还债”,而是在“还情”。
4月12日,他们把三袋面粉、两袋大米、一桶油和2000元,送给周氏兄弟。
72年前,周氏兄弟的爷爷周模旦借给八路军358旅一担粮食。可他去世时,借条被烧掉了。
欠条已烧的周氏兄弟也领到了政府的偿还。不过在其他事例中,借条是请求地方政府补偿的源起,也是政府反复鉴定的信物。而背后隐藏的,则是漫长的时光或动荡的年代。
层出不穷的欠条,不好解决的政策
“……我民主政府成立之日,即行结算……”
这是刘邓大军某部供应科于1947年11月向熊毓南、熊华先兄弟开出的一张借粮证。当时,武汉市毛家冲村熊氏兄弟偷偷向其送出1000斤稻谷。
1953年和1957年,当地政府至少两次发动苏区群众清理相关借据,可熊毓南从未开口。1999年,武汉市政府才得知这张借条,借条经由该市档案馆鉴定,确认了真实性。2012年6月23日,媒体报道此事,“领导迅速批示”,7月8日,新洲区民政局向熊氏兄弟的后人发放了一万元的“特殊补助款”。
广州人吴记房的情况又不一样。《南方都市报》报道说,他拿着1942年游击队向他祖父打的欠条,“油麻地游击队借谷子86担、大洋1400元等”,用十年时间证实其真实性,希望政府补偿。广州市民政局认为,只能给他荣誉,因为没有政策规定说要还。
最后,吴记房拿到1000元慰问款。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在各地设立清欠办,清理从红军时期开始我党我军在各地筹集粮饷时所打的借条。政策规定按照历年银行的存款利率计算到兑换时止,清欠工作一直到1970年左右结束。而后,中共调整了归还政策,不再归还“欠款”,而是作为支持革命进行“奖励”,数额由各地民政部门自行掌握。
所以,这些借条、收据兑现来的是什么?“补助金”“慰问金”。
有的字据不是借条,而是收据
“这并不是借条,而是收据。”在东江纵队后代张小文看来,政府不应拿出这笔钱。
据《楚天都市报》报道,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筹粮时,分为两种形式:向当地地主、富农强制征收的,无须偿还;而对贫困农民,则采取自愿原则,筹粮性质为“借”,且不作数量要求。张小文认为,中央政府对兑换借条有文件规定,地主黄观荣那一类收缴证明不属于国家清偿范围。“如果博罗县政府屈从舆论压力,对当年收缴地主的给予兑换,岂不是政治上对我党在解放战争时期的政策进行否定?”
《中国文物报》也曾发表过《红色苏维埃时期借据的鉴别与特点》一文,其中提到“罗永甫兄:闻你经济丰裕,特向你借银洋贰拾元,此资本府急用,限明天付来
”。这封被湖南省文物鉴定中心称为“措辞最强硬”的借条,是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赣省某乡政府于上世纪30年代初开具的。
据2011年1月17日《解放军报》第六版《红军长征中的衣食住行》一文,“长征途中的粮食供应,主要靠打土豪,少数通过捐助、欠借方式解决。”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一书中披露,王辉球中将提及过草地前,红军在则格、黑水、芦花一带割青稞麦:“我们割他们的麦子,他们站在对岸的庄子里及山上望着,当然是不甘愿的……就是连炊事员挑水都要防备,不然的话,那只有遭受打冷枪而负伤或牺牲。”因为当时客观的政治政策和现实,到底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