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中国制度史》读书笔记
出处
吕思勉,《中国制度史》,世纪出版集团,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吕思勉的《中国制度史》把社会经济部分分成农工商业、财产、钱币、饮食、衣服、宫室、婚姻和宗族等八个题目,宗族部分又分成国体、政体、户籍、赋役、征榷、官制、选举、兵制和刑法等九个题目,通过对它们的阅读,能够深化对古代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的认识。
二、摘抄及评论
管子治国曰:“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治不一,号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国富而粟多也。凡为国之急着,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疆,兵疆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王知众民、疆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农事。”
又曰:“农事胜则入粟多,入粟多则国富,国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虽变俗易****驱众移民,至于杀之,而民不恶也。此务粟之功也。上不利农则粟少,粟少则人贫,人贫则轻家,轻家则易去,易去则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则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则战不必胜,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战不必胜,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
这段话可以说是很深刻地道出了为什么封建统治者们那么重视发展农业问题了。发展农业不仅有利于富国、强兵、扩张,而且可以解决无业游民问题,有利于维护统治。孟子也曾言“有恒产而后有恒心”,以农业为本,工商为末,这是因为统治者利用农民安土重迁的思想来稳定社会秩序。
安土重迁是中国古代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一大特点,它与封建宗法制度相结合,为封建社会稳定奠定基础。安土重迁,意即安于故土,不轻易搬迁的意思。《汉书•元帝纪》:“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在农耕文明的时代,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对农民来说,土地不仅是谋生的手段,还是一家人人生的希望。不同于工业和商业,农业的生产资料---土地是不能流动的,所以,农民只能依附于土地,将其当作‘安身立命’的根本。农民的‘土地情结’由此可见一斑。既然如此,那么除非是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人们才会背井离乡,否则,就会世世代代都扎根于那片土地。除此之外,安土重迁所衍生出的地缘性、血缘性家族观念强。“生于斯,长于斯”将人与土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家乡不过是家族的放大化而已,在人们的努力奋斗过程中,最大的奋斗目标也不过是“光耀门楣”、“衣锦还乡”罢了,并且地望,籍贯,落叶归根,认祖等词汇都反映了这一点。
土地私有制之缘起,盖有四端:一曰先占,如垦辟荒地是也。古之分地,后遂变为私有者,当属此类。二曰劫夺。胜者以败者为奴,没收其财产为己有是也。大而灭国,小而亡家,皆属此类。三曰兼并。则私产既兴之后,恃其财力,以攘夺人者也。四曰由公产变为私产。私有制既兴,一部落之公财,散而为家族之私财。家族管理财产之权,在其族长。久之,财产遂变为族长所独有。
在吕思勉看来,“贫富不齐为致乱之原”,而贫富不齐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土地私有制的兴起。以上摘录的是土地私有制兴起的原因,吕思勉将其总结为四点:先占、劫夺、兼并、由公产变为私产。其中土地兼并尤为严重,使得越来越多的土地集中在大地主、大官僚手中,而农民的土地越来越少,甚至没有,“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土地私有制的兴起,造成了严重的贫富不均现象,贫富不均又是许多社会革命的根源,因此,均贫富成为了中国的社会思想中的重点课题。《》提到‘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按照“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原则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就反映了农民要求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愿望。除此之外,孙中山在民生主义中提出了“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力图实现‘耕者有其田’。其中,孙中山平均地权的方法就是政府照地价收税和照地价购买,价由地主定,值百抽一,并且地为素地。定完地价后,以法律规定:从定价那年起,地皮的价格再涨,那所加的部分归为公有。孙中山的平均地权的核心是通过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民国政府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条件,实现土地国有。即使这一纲领中本着为大多数人谋幸福的原则从理论上否定了地主的封建土地所有权,但是这种以征收地价税、涨价归国的逐步解决土地问题的手段不能满足农民反封建、分土地的要求,因而注定这是失败的一次尝试。
然金在当时,特以供王公贵人之用,不则富商大贾或资焉,与平民实绝无关系。
金之渐见其少,始于南北朝时。
魏书释老制:兴光元年,敕有司于五假大寺内,为大祖已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万五千斤。天安中,于天宫寺造释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万斤,黄金六百斤。
在关于钱币这一章节中,吕思勉提出,中国传统社会的货币是银本位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