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大国外交必重国际法
2015年,中国外交部成立了“国际法咨询委员会”。
国际法往往涉及国家的重要利益。为充分发挥学术界在国际法研究方面的优势,助力中国在推进国际法治、促进国际公平正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并“运用法律手段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国际法咨询委员会应运而生。
外交部条法司司长徐宏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国务委员杨洁篪曾专门就此批示:“成立‘外交部国际法咨询委员会’是我外交事业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我加强涉外法律工作的实践创新。祝该委员会在服务我对外工作中发挥重要咨询和科学研究支持作用。”
根据外交部向《瞭望东方周刊》提供的信息,全称为“外交部国际法咨询委员会”的架构中,曾任国际法院院长的史久镛与北京大学教授饶戈平、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黄进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刘楠来共同担当这一委员会的顾问,而中国国际法学界的知名学者如江国青、易显河等十一人担任委员会委员。
中国官方设立这一机构,其意义在当下的国际环境中不言而喻。
当下,从外层空间到大洋底土,从南极科考到北极合作,从气候变化到环境保护,国际规则几乎无所不在,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2015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球治理格局和全球治理体制进行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中共中央总书记****在主持学****时强调,要审时度势,努力抓住机遇,妥善应对挑战,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现在,世界上的事情越来越需要各国共同商量着办,建立国际机制、遵守国际规则、追求国际正义成为多数国家的共识。
按照业界的判断,中国势必要加强国际交往,而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需要由国际法进行调整。当今中国,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妥善解决海域划界问题,都离不开国际法的支持。
而国际法研究和实践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也是中国面对世界逐步敞开胸怀的一个写照。
前三十年总数的近六倍
19世纪中期以后,国际法传入中国。但江国青说,当时的西方列强从来不把中国当作主权平等的国家,也不按照国际法处理他们与中国的关系,而是将一些殖民主义的不平等条约或制度强加给中国。因此,在鸦片战争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国际法在中国的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
这种情况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改变。新中国为当代国际法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如与其他国家共同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
不过,新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的国际法研究,大多停留在翻译著作与编辑出版文件集的层面。
改革开放前,新中国国际法界翻译了诸多外国国际法著作,如苏联的《苏维埃国家与国际法》、《国际法中的领水问题》,英国劳特派特的《奥本海国际法》、萨道义的《外交实践指南》、希金斯和哥伦伯斯的《海上国际法》。此外,一些条约和外交文件也被集结出版。联合国国际法院、国际法图书馆和国际法学院所在地荷兰海牙和平宫
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对外关系和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交流的迅速发展,中国开始重视国际法的理论研究和实际运用。1978年,邓小平就提出,要大力加强对国际法的研究。
正是在那一年,江国青考上了大学。大学毕业之后,江国青被分配到湖南湘潭电机厂工作。当时恰逢该厂要与法国合作生产轻轨电车,当时的机械部为了这个项目专门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前身)去要法语翻译。但是江国青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