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文人从政的蒋廷黻
农家走出的洋博士
蒋廷黻1895年12月生于湖南邵东黄陂桥金星村一个农家。这里旧时出了不少打铁补锅的匠人,花鼓戏《补锅》就是以当地农家生活为背景的。蒋廷黻的祖父在务农之余,也兼营铁器生意,在长沙城郊的靖港古镇开有铁器铺子。他父亲不仅具有邵东人的“经商天才”,还担任了靖港商会会长,经常为商界同行“排难解纷”。蒋廷黻六岁丧母,所幸继母待他很好。同时,二伯父对他也很关心,要他“努力读书,求取功名”。蒋廷黻小时在家里读私塾,学习传统文化。10岁进入长沙明德小学接受“新式教育”。次年改入美国基督教徒创办的益智学堂,开始学习英文。在这所由洋人办的学校里,一位对他的人生颇有影响的女教师帮助他学英语,引导他成了一名基督徒,奠定了他人世、用世的人生观。他后来得以赴美国留学深造,也是取得了她的帮助。
辛亥革命爆发时,蒋廷黻远涉重洋,来到美国密苏里州派克学堂接受中等教育。3年毕业,转学俄亥俄州奥伯林学院主修历史,因对西洋古典文学尤感兴趣,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之后,他曾应基督教青年会之征赴法国为华工服务。1919年夏,他复返美国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最初,他想成为中国报界大亨,左右中国政治,进了新闻学院专攻新闻。但很快他又感到新闻人员对一国政治的了解无法深入,欲左右政治,必:须懂得政治,乃放弃新闻改修政治。但不久他又改变主意,认为获得真正的政治知识须从历史下手,便转学历史。当时该校历史系人才鼎盛,教授都是第一流学者,蒋廷黻跟从最露头角的海斯教授搞研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四年中接受了作为
“新史学”基石的进化史观。
蒋廷黻是一个喝足了洋墨水的洋博士,从17岁到28岁,他在美国学习、生活了11年之久,比一般留学生受过更多西方文化的熏陶,他不仅学到了西方的文化知识,也带回了做人与治学的新观念和新方法。较长时间的留美经历,使蒋廷黻发现西方的史学经过长期积累,早已形成一套大家共同接受的历史知识。而中国的史学只有丰富的史料,对历史缺乏整体的理解和共同的规范,每个人都是专家,研究都是从头开始,往往重复别人的工作,进步有限。正是有了这个发现,在他后来主持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历史系时,才敢于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大胆发掘、起用一批年青有为的学者如张荫麟、吴晗等开设新课。
名校铸成的“史迁材”
美国《近代国际大史学家辞典》收录近两百年来世界著名的华裔史学家14名,其中蒋廷黻的家乡邵阳就占了魏源、李剑农、吕振羽等3位,超过了华裔史学家总数的五分之一。邵阳旧称宝庆,是湖湘文化的源头。蒋廷黻的史迁之材,来源于先贤的基因和名校的历练。
1923年,他回国后在南开大学任历史系教授,后任历史系主任兼文科主任,讲授过西史大纲、欧洲近代史、法兰西革命史、欧洲势力扩充史等课程,并着手中国近代外交史的研究。他在我国首倡研究原始档案资料,并身体力行,联络各方鉴定家、收藏家,搜寻史料线索。为了掌握李鸿章的外交活动史料,他走访了许多李氏旧部。他倡导口述历史和社会调查,与同仁游历了北平、西安、上海、南京、杭州,并对东北做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考察,实地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状况。他主张研究历史要参考多方面意见,多听听旁观者的话,客观解释史实。
蒋廷黻在南开的研究,得到了校长张伯苓的支持。校方在经费困难的情况下,“仍肯拨款购置已出版的史料”,支持他完成了《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卷)。可以说,南开六年奠定了他中国近代外交史乃至近代史研究的基础。
1929年5月,以“罗致良好教师”为“第一责任”的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亲自到南开邀请蒋廷黻主持清华的历史系。出于对校长张伯苓的感恩之情,蒋没有答应去清华,罗便坐着不走,熬了一夜,蒋终于答应了。
清华大学当时的文史水平在国内大学中是至高无上的。蒋廷黻一到清华,就聘请汉代史权威杨树达先生教汉朝历史。他的一个问题,
“杨教授,你能简要地讲一讲汉代四百年间都发生过什么事,汉代重要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变化如何吗?”使名闻天下的杨先生居然面有难色。
他在清华六年,先后兼任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等职,继续引进新的史学研究方法,为建立中国现代历史学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以他为首,清华大学历史系对中国传统的考据式治史方法持批评态度,改变了“治史书而非史学”的传统研究方法,形成了重综合、分析和对历史的整体把握的新学派。他本来是个惜墨如金、不轻易下笔的人,但在清华时期,他写了不少著作。他于1934年完成《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中卷),上中两卷共收入1822年到1895年间的重要外交文献799篇。他收购散藏于民间的外交资料,编辑了道光、咸丰至同治五年的《筹办夷务始末补遗》。他的那些专题论文,如《评清史稿?邦交志》、《琦善与鸦片战争》、《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等也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
在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