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劳动力迁移的决定因素分析由于我国长期的二元经济结构,农村被普遍认为是劳动力大量过剩,从而农业劳动力尽快向非农业劳动力的转化显得尤为重要,城镇化成为关键载体。截止2005年底,%,与世界上其他经济发展程度相似国家比较,城镇化水平远远落后于工业化进程。对此,国内的研究重点多是着眼于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劳动力的转化,或者说是更加关心农村劳动力人口向城镇的流动。但是,由于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不同区域的边际生产力存在着极大差异,区域间的迁移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得到加快,这就形成了劳动力迁移中的非农劳动力迁移也构成迁移的重要部分。随着我国的经济迅猛发展,城镇化程度的提高和户籍管理制度的进一步松动,户籍制度对劳动力迁移的限制影响逐渐淡化,但户籍制度仍是迁移的障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不同户籍类型的劳动力有不同的迁移特征,因此,对不同户籍劳动力的迁移因素进行深入分析,从而采取针对性措施具有重要意义。一、有关迁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对于迁移发生的动机以及迁移的经济原因,国际和国内的理论界进行了长期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许多富有价值的成果,为本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刘易斯二元结构模型对劳动力转移的解释是假设发展中国家存在传统的劳动力大量过剩的传统农业部门,其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为零。经济增长推动城市的现代工业部门以不变的工资率,从农业传统部门中吸收劳动力。工业部门不断把积累转化为投资,吸收更多的农业部门劳动力,直到把农业剩余劳动力吸收完毕(Lewis,1954)。现代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工业化扩张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过程,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毕,二元经济结构就转变成为一元经济结构。随着经济的增长,城乡之间、产业之间完成劳动力资源得到重新配置。针对农业劳动力边际生产力为零的不合理假设,费景汉和拉尼斯提出的费-拉模型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修正,认为是农业的劳动力生产率的提高导致农业劳动力的剩余。城市劳动力需求不断吸纳因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所产生的剩余劳动力。当农业不再存在剩余劳动力,农业生产率提高赶不上工业扩张时,就出现刘易斯转折点,工资水平开始上升,二元结构消失(Fei,1964)。后来提出的托达罗迁移模型更好地解释了城市高失业条件下农村劳动力的继续转移现象。城乡劳动力的迁移取决于城市的预期收入,预期收入与迁移成本决定迁移行为的发生,成本和收益的比较时间可以放入整个生命周期中考虑,即长远收益的比较(Todaro,1969)。这样就成功解释了劳动力迁移超过城市就业岗位提供的发展中国家,在严重失业状态下迁移继续发生的现实。二元劳动力市场假说认为城市劳动力市场是分割的,迁移的动力来自城市经济的二元结构及其内生的劳动力需求。待遇高、风险小的主导部门被城市劳动力占据,对城市劳动力没有吸引力的非主导部门劳动力短缺,是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动力和落脚之处(Piore,1979)。我国现实中户籍制度和编制身份制度就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最好写照。相对经济地位变化假说从另一个角度解释迁移行为的发生,即相对收入决定人们的迁移行为。农村劳动力的迁移,不仅取决他们与城市劳动力之间的预期收入差距,还取决他们在农村感受到的相对经济地位变化,以及迁移后按照期望生活标准感受到的相对经济地位变化(Stark,1991)。这样可以较好解释农村中具有最好人力资本禀赋的劳动力首先转移到农村的非农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