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贞观之治”的儒家文化内涵
(2007-10-19 21:13:16)
作者:李斌城
唐太宗统治时期,继续推行唐高祖制定的“老先、次孔、末后释宗”的政策,让道教居首位,儒教(即儒家)居次席,佛教居第三。但与此同时,又根据现实政治的需要,特别重视儒家。他说过:梁武帝君臣崇佛,结果是在侯景之乱时,百官不能乘马;元帝为周师所围,犹讲《老子》,百官戎服而听,结果是国破身亡。这最足以引为鉴戒。他强调,我所爱好的,“唯尧、舜、周、孔之道(儒家),以为如鸟有翼,如鱼有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通鉴》)卷192)。
贞观时期,唐太宗命以儒家经书为京城国子监和州县学生员的主要学习内容,还征集天下名儒为学官,命大儒颜师古考定《五经》、大儒孔颖达撰定《五经正义》,把它们作为国学和科举的标准定本,以统一思想。他又立孔子庙,尊称先圣。唐太宗还常临国子监视察,赏赐讲论儒家的学官,大力提拔精通儒学的官员。在贞观年间的治国实践中,太宗君臣也多引用儒家的《论语》、《礼记》、《周易》、《诗经》、《尚书》、《孟子》、《荀子》等论政,以儒家的仁政、忠孝和礼治等思想作为处理政务的指导思想,特别是在以下两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
一、治国方针
魏徵在论时政的奏疏中引《诗经》“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等名言,希望唐太宗思隋氏以为鉴,察当今的动静;又引《周易》“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旧唐书》卷七一《魏徵传》)等儒家经典,提醒唐太宗要居安思危,慎终如始。亲身目睹了隋炀帝身死国灭这段惊心动魄历史教训的唐太宗,采纳了魏徵等大臣的建议,处处以隋亡为鉴,施政求“静”,“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这种与民休息、为政以“静”的方针,终于“使民衣食有余”,大获成功,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的贞观之治。
二、怎样做明君
兼听则明。贞观二年,魏徵在回答唐太宗何为明君、暗君的提问时说:兼听是明君,偏信是暗君。昔日唐尧、虞舜治国,开辟四门,招徕天下英才,眼明耳灵,不受共工、鲧之流所蒙蔽,不为华而不实之言所迷惑。秦二世偏信赵高,梁武帝偏信朱异,隋炀帝偏信虞世基,都被欺骗而亡。所以人君应当兼听,采纳下情。唐太宗认为魏徵的话很好。他虚心听取臣下各种建言,一再鼓励进谏,并予重赏。在与大臣论政时,唐太宗还多次提到孔子“危而不持,焉用彼相”(《贞观政要集校》卷一《君道》)的话,希望臣下切谏直谏。魏徵、张玄素等许多大臣也都积极进谏,形成了君臣共治的和谐、开明的政治局面。
杜绝谗邪。贞观初,魏徵对太宗说,《诗经》讲,和乐君子,无信谗言。谗言无边,扰乱诸国。我观察古代有国家者,如果违心地接受谗言,妄害忠良,必使社稷倾坏。贞观十年,魏徵又引《论语》中“放郑声,远佞人”等儒家经典,向太宗建言,禁绝淫秽的郑国之音,疏远卑鄙奸诈的小人。有了魏徵等人的不断劝谏,唐太宗为政施治就特别谨慎。
用人唯才。贞观元年,唐太宗对房玄龄等说:《尚书》讲,任命官员,唯用贤才。官员不必齐备,唯在获得人才。如果得到好的,虽少也足够了;要是不好,再多又有何作为呢?就像画地为饼,不能吃。《诗经》讲,谋画者太多,事情反而难办。孔子讲,官事不兼,岂能简省。他要求房玄龄等详细思考这些道理,制定官员职位,“并省官员,使得各当所任”。房玄龄等草拟了朝廷“置文武(官员)总六百四十员”的方案,得到唐太宗的批准(《贞观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