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再谈抗战时期爱情诗
在中国“五四”以来的新诗史上,爱情诗占有重要的一页。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人多,诗人辈出。从道理上说,即使在战乱的岁月,也是“东方不亮西方亮,这里不晴那里晴”,人们也还或继续相爱,或正想相爱,或已在相爱,总是“东边日头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因此也总会有受情诗的产生与存在。而且,由于“国家不幸诗家幸”和诗人们的努力,爱情诗的创作便被推向新的境界,甚至出现包含绝唱在内的新的爱情诗高峰。
抗战时期的爱情诗创作实际景观,正是这样。只是诗论者们还没有加以发掘和总结,反而得出抗战时期没有爱情诗的结论来。
一、抗战时期的爱情诗作
最先认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没有爱情诗创作的,是大诗人艾青。1980年3月5日,他说:“在战争年代,诗首先成了武器。诗人就成了战斗员。情诗……为炮火让路,――‘人面不知何处去’了。”同年8月,艾青又说:“炮弹不会谈情说爱。”意思也是说战争年代不会有爱情诗创作。
隔不了几年,新诗史论家、诗评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谢冕,也认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没有爱情诗创作。他有这样的描述:“抗日战争的炮火掩盖了、驱走了恋人们的轻歌。人们在战争的烽烟中,陷入了国破家亡的深重灾难。”“爱情诗开始了第一个零落季节。
”“激昂的战声代替了个人情爱的悲欢之咏叹。”“大概是时代过于严酷,我们连战乱中的爱情悲剧的印痕也难觅到,更不说欢情曲了。”“三十年代后期直至四十年代后期,我们……留下了爱情诗的空白。”
艾青和谢冕这一与事实不符的观点,后来居然被一些新文学史家摄取并扩大化为:“抗战爆发后”,全部“情爱文学理所当然地进入了一个零落时期。在烽火遍地、国破家亡的灾难岁月中,大众的血泪和战斗的呐喊,掩过了作家们个人情爱的发抒。……激昂的爱国热情代替了儿女情长的咏叹。”而写进一部“以主题现象为中心构建文学史框架”编写文学史著作、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新文学史教材里去了。其影响范围之大,自不待言。
事实并不是他们所说的那样。且不说解放战争时期,也且不说爱情小说和爱情剧本,就只说抗日战争时期的爱情诗创作,在笔者掌握在手的有限资料中就有下面这些:
《陕北情歌》,刘御(1912-,云南临沧人)在延安作于1939年,同年发表于延安某报刊,收入诗集《延安短歌》,通俗读物出版社1955年版,见于《新诗选》第三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烽火情曲》,严杰人(1922-1946,广西宾阳人)在桂林作于1940年春,同年8月5日发表于《广西日报?漓水》,收入诗集《今之普罗米修士》,桂林今日文艺社1941年11月版;
《樱花曲》,钟敬文(1903-?,广东海丰人),在桂林作于1940年春,同年收入诗集《未来的春》,上海言行出版社1940年6月版,见于《中国现代新诗三百首》,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寄慧》,穆木天(1900-1971,吉林伊通人)在粤北坪石作于1940年11月15日,同年12月25日发表于《现代文艺》第2卷第3期,见于《穆木天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恋歌》,黄药眠(1903-1987,广东梅州人)在桂林作于1940年5月,同年12月5日发表于《中国诗坛》新6期,见于《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诗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奴隶恋歌》,何彬(1915-1941,湖北咸宁人)在湖北恩施监狱作于1941年10月6日,发表于1942年11月3日《解放日报》,见于《新诗选》第三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狱中歌声》,何彬在恩施监狱作于1941年11月,见于《革命烈士诗抄》,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年版;
《爱》,侯唯动(1917-,陕西扶风人)在延安作于1942年1月8日,发表于1943年1月1日出刊的《诗垦地》第4辑,见于《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诗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诗八首》,穆旦(1918-1977,浙江宁海人)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时作于1942年2月,收入《穆旦诗集(1937-1945)》,1947年初版,见于《新诗选》第三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姑娘》,陈辉(1920-1944,湖南常德人)在河北涞涿平原作于1942年春,同年发表于4月出刊的《诗垦地》第2辑《春的跃动》,见于《中国现代新诗三百首》,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诉》,严杰人在桂林作于1942年春,同年6月29日发表于《广西日报?漓水》;
《战斗情曲》,禾波(1920-,四川荣县人)在重庆作于1943年9月3日,发表于1946年8月出版的《诗激流》丛刊第2期,见于《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诗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出版;
《毋忘我》,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