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为官清廉须“忍穷”
倘说弃穷求富,是人的原始本能,也许不会有太大的争议。百姓发财,多多益善,这理应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但,官员就不然,因为他握有公权力,且有为民谋利的使命在身,决计不能光顾自己奢侈享福,恰恰相反,为官清廉只得守住清贫。拿宋代名臣范仲淹的话说,便是:“忍穷”。
范仲淹曾以自己一生为官做人的经验之谈谆谆告诫弟子:“老夫平生屡经风波,惟能忍穷,故得免祸。”那么,这位官至参知政事(副宰相)之职的高官“忍穷”到何种程度?史载:平日里,只要没有宾客登门,饭桌上就不会有第二道荤菜;儿媳用罗绮做了一幅帐帘,竟遭怒斥;儿子准备为他“治第”(装修宅院),被他断然拒绝;朝廷为表彰其功德,替他在洛阳购置一座名叫“绿野堂”的园林,婉言谢绝;安贫乐道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入殓时竟然连一件新衣也找寻不着。长期处于清贫生活环境之中的他,自然思想感情贴近百姓,深深感知其艰辛,体味其苦楚,进而殚精竭虑地为民排忧解难,造福一方。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千古传诵,而他的英名彪炳史册!
其实,在“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封建社会,为官能像范仲淹那样“忍穷”者凤毛麟角。自古以来,如果做官过的是寒苦的日子,有几个人能甘之如饴?因此,官场上一旦真的出了个清官,同僚的第一反应肯定是认为他是个“伪君子”,第二个反应则是视其为“另类”群起而攻之,挤兑得他
“清”不下去,“忍”不了“穷”。
这种封建社会官场生态的形成彰显着中国官场文化的一个鲜明特色,即:做官与发财一体化。人们以做官为荣耀,以追求升官发财为人生的最高境界,这无疑替贪官墨吏的滋生、蔓延、赓续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充足的养分。当年陈独秀有个鞭辟入里的剖析:“中国人以做官为发财之捷径,猎官摸金,铸为国民之常识,危害国家,莫此为甚。发财固非恶事,即做官亦非恶事,幸福更非恶事;惟吾人合做官、发财、享福三者一以贯之精神,遂至大盗遍于国中。人间种种恐怖之罪恶多由此造成。”大大小小的“蔡京”“和?”贪腐,实乃封建社会腐败官场文化罪恶之一端也。
中国共产党人所追求的奋斗目标以及夺取政权后的施政纲领,彻底颠覆了封建社会官场文化,无论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还是勤勉工作在第一线的无数“焦裕禄”式的基层干部,都是一辈子清贫、“忍穷”。因为共产党人闹革命,图的是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而绝非为自己升官发财。
然而,一种制度的终结并不意味着代表这种制度的思想毒素彻底廓清,如“做官发财一体化”的腐败官场文化依然像幽灵般徘徊在政界,包围、侵蚀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