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山田辰雄先生访谈录
世界中国研究中的知识社会学研究
被访者:山田辰雄先生(广播大学教授,庆应义塾大学名誉教授)
采访者:盐出浩和(城西国际大学专职讲师)
日期:2007年1月23日下午2:00~6:00
地点:东京三田庆应义塾大学亚洲研究所第二共用研究室
提问:您是怎样开始中国研究的?
山田:我的大学时代是从20世纪的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前期,就读的是庆应义塾大学法学系法律专业。最初是对中国的古代历史,如丝绸之路的历史感兴趣。而法学部政治学专业中有涉及现代中国的政治课。当时恰逢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以及我的老师石川忠雄先生的《中国共产党史研究》等书籍出版,便对现代中国逐渐产生了兴趣。于是,大学二年级时我从法学系法律专业转到了政治专业。
这一转变,既有我个人的志向因素,也有社会状况的影响。因为当时正处于冷战时代,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对立较今日尖锐得多,这也对中国研究产生了影响。一方面,有人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对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给予积极评价,另一方面,也有人对这种中国研究状况持批评态度。身为学生,我能自由地接触双方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我在自己的大学和研究生时代便产生了不受社会或学界潮流的影响,开拓自己的中国研究之路的想法。当时的中国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评价新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社会主义以及中国共产党缘何能够取得胜利方面。为此,有关中国共产党及其历史的研究很时兴。在现代中国研究方面,庆应义塾既有历史传承,也有很多资料。
对我影响最大的当属石川忠雄先生的“中国政治史”课,那是一个很有名的课,主要讲解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政治史。此外,除政治史之外,我还从政治专业与中国政治史相关的国际关系、日中关系、东南亚的政治、历史等领域的授课中得到启发。有时我还到文学系听中国文学课,去经济学系听中国经济课,我自由地选择了这些科目,因而扩大了对现代中国的兴趣。
以上是学校的课程情况。此外,各系关心现代中国的学生自主创立了“中国研究会”小组。我们在小组里阅读有关现代中国的书籍,开展各种讨论活动。其间,我阅读了《毛泽东选集》和许多有关中国历史的书籍。当时学生运动盛行,这个小组也不免受政治影响。因此,有人参加了反对安保的游行示威活动,当然也有人没有参加。确切地说,我们共同认为,在尊重各自政治信念的情况下,应保存开展研究的共同场所。举一个具有代表意义的例子:当白天有游行活动,一部分同学前往参加后,没有前去的学生便会直到深夜一等待参加的学生回来。我曾有过在日吉的教室等待参加游行示威学生回来后,一起阅读毛泽东著作的经历。这是能够反应庆应义塾的学问和政治方面状况的美好记忆,迄今仍然印在我的脑海中。这里曾培养出数位中国研究学者。我认为这就是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良好时期庆应义塾的风气。
在学生时代开始区域政治研究时,伴有外语课程。我是从中学时代开始学习英语,考大学也看英语,因而借助字典可以阅读,但还要学中文。在当时的大学外语中,中文的地位并不高。我当时在法学系,而法学系里没有中文班。因此,我要到文学系的中文班进行入门学习。当时受到了村松暎等中文老师的极大关照。在三、四学年,我参加了庆应外语专科学校——庆应义塾外语学校的中文课讲座。该课程周期为两年,初级我是自学,中级和高级听课,并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完成了该中文课程的学习。虽然这些知识仍显不足,但学完该课程后,终于可以借助字典阅读中文的书籍、杂志及报纸了。这便是我作为中国专家,最初学习中文的经历。
以上便是我大学时代接触中国研究的经过。
提问:我想了解一下中国研究会的情况。研究会是跨系的组织,各系学生的关注点与方向性是否有所不同?是否有特殊的活动呢?
山田:没有分化成文学系的学生搞文学方面的活动,经济学系的学生搞经济方面的活动等现象。大家都关注中国发生的事情,但每个人的政治方向性却有所不同。不过,大家都愿意在一起阅读毛泽东选集。这是一个具有追求超越系概念的共同立场,对政治感兴趣却不受其左右进行研究和学习的中国研究会组织。后来,研究会会员中既即出现了学者、专家,也出现了记者、政治家,我想研究会的方式对他们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那时正值讲政治的年代,在这一背景下,我决心今后将恪守学问、学习、研究的独立性。这就是庆应精神。我认为这就是庆应的传统,或说是其研究、教育的方式方法。
提问:接下来是语言问题。当时法学系没有中文课,您是在文学系和庆应义塾外国语学校学习中文的,请问授课老师是台湾人还是来自大陆的老师?
山田:与现在不同,没有直接来自大陆的老师。虽然如此,我并不清楚(他们)是否来自台湾。比如说,东京外国语大学的讲师中有一位陈东海老师。此外,庆应义塾外国语学校里有一位发音清楚的北京人女老师水世常。在庆应,我师从的是村松暎老师、藤田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