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教师职业道德建设心得体会
这一学期,学校领导为了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请我校的王嘉鹏老师为我们大家进行了一次有关中日文化、教育方面比较的讲座。听完这次讲座我受益匪浅,下来以后我也上网看了很多有关中日教育比较方面的资料,现将我收集到的资料和自己的一点浅薄看法和大家分享一下。
教育是决定一个现代国家和民族发展水平的最根本原因之一,这一点相信已经得到了历史的证明。作为国民教育的对比,大概可以分为体制、内容、目的以及对象等几个方面,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对其理解和实践都各不相同,因此呈现出的结果也有分别。比如同样被认为是儒家文化圈的中国与日本,在这方面的差别就相当明显。甚至可以说,中国与日本的教育政策、中国人和日本人的教育理念的不同,正是导致两国近现代发展历程迥然不同的重要因素。直接地说,日本之所以总是能比中国先一步实现国力的腾飞,不论是明治时代还是二战之后,其教育优势的作用最不容忽视。
那么,中日教育的根本区别是什么呢?很简单。中国的教育更具功利主义性质,而日本的教育则更强调人的素质提高。
俄国人梅契尼科夫在经过长年客居欧美的生活后,于1874年来日本教授外语,后来写有《回忆明治维新》。他在书中写到,日本的苦力、女佣、马夫等社会底层人民也常常拿着书看,尽管那些小册子多是通俗小说,但这样高的识字率还是令他吃惊。和西方国家的经验相比,他不吝称之为“异常”。类似的观感,其他明治时代来日的外国人也曾有过。事实上,在此前的1872年,日本就开始实施了义务教育制。
同时期的中国是何种状况呢?康有为估计,清末的童生大约为300万人,加上比此要少的秀才以上士人,则中国受过正规教育的文化阶层在四亿以上的总人口中,仍只能占据极少数。中国民众的绝大多数是文盲、半文盲,而日本即使贩夫走卒,也能够识字读书。以此来看,以国民当时的普遍文化水准比较,中国整体上不如日本。
一种观点认为,日本的明治维新之所以成功,是由于“后发优势”,这个“后发”相对中国而言,即日本文化发展水平不如中国,所以能更加轻易摆脱过去的负担。但日本国民总体教育水准的高于中国,无疑是针对上述说法的一个极好质疑。日本的文化水准优势,还体现在“兰学”的盛行。以西方科技文化为内容的兰学,在江户时代也一直蓬勃发展。兰学学者受到社会各界的尊敬,收入也较高。
另一方面,日本学者依田熹家在《日本的近代化:与中国的比较》中提到中国冯桂芬写于1860年的《采西学议》。冯桂芬称****于夷者曰通事”,“皆市井佻达游闲,不齿乡里……其质鲁,其识浅,其心术又鄙……”依田宪家指出,中国的懂得西洋事物者与日本的同类人地位差别非常之大。这也正是魏源的《海国图制》在日本比在中国产生更大的轰动和影响的原因。(反驳所谓日本“后发”的又一个论据,《海国图制》在具有兰学基础的日本找到了它的大批读者,而在中国,魏源只能慨叹自己过于超前。)为何会有如此差距?依田熹家认为,根源是中国有科举制,而日本没有。
科举制的内涵是什么?在于“学而优则仕”,教育和改变自己身份、地位的切身利益追求紧密相连。特别是到了明清两代,八股取士,更是将“学问”与仕途的关联标准化、制度化。这种功利目的极强的心态,是中国教育理念至今依旧的重大问题。著名的广告片《知识改变命运》,实际上继续宣传着同样的理念。知识的增长,固然可能带来命运的改变,但带着为了追求命运改变的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