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汉代《诗经》研究述论
姓名:邵杰导师:力之教授专业:中国古典文献学
研究方向:先秦汉魏六朝文献年级:二零零七级
中文摘要
《诗经》研究史的核心观照不应该仅仅是根据专门的《诗经》论著来论断所谓的派别
是非。可以断言,很多当时的研究成果并未完全形成专门的论著,而文献存留的有限程度
也使得这种通常的出发点适用程度不足。至于分出的派别、形成的门户,只是研究中极少
数的人为设置,无法以此为依归来建构整个的研究体系。具体到汉代的《诗经》研究,四
家《诗》在当时当然是显明可知的研究派别,但汉代的《诗经》研究不可能仅是几家几派
的专利,更多的研究状况也应该被察觉和感知,尽管以现存的文献去具体描述还有着很大
的困难。《诗经》研究中最主要的是关于《诗经》意义的认定,而对于其意义的认定往往
需要联系广泛的背景条件才有可能使之得到大致的呈现。但这样的背景条件与《诗经》研
究史的建构并非完全能够形成专属的对应,这就促使我们寻求一种新的预设来建构《诗经》
研究史。显而易见,《诗》在现代标点符号产生以前,并非总是确指所谓的“诗三百”。在
没有现代标点的古代,文献中的“诗”具有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文献中
的“诗”有些时候可以确定是“诗三百”,但很多时候并不能确定;二、文献中即便可以
确定是“诗三百”或者说是《诗》的地方,研究者的理解在逻辑上也无法排除“诗”的多
向意指的影响。这就决定了建构《诗经》研究史必须考虑将视野扩展到全体文献去考察“诗”
的状况。以此入手,《诗经》研究史当中的许多问题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这可以作为《诗
经》研究史的预设,并被称为“诗”的名实演进。
对于汉代《诗经》研究而言,除了“诗”与“诗三百”之间具有的名实对应,尚有“诗”
与歌、歌诗、歌谣及文人所作的徒诗之间的名实对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赋虽不具“诗”
名,但汉人对其认定完全以《诗》为依归,那么,考察赋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也就可以反
映出时人对于《诗》的理解与认定。本文首章即着眼于此,重点考察汉代《诗经》研究的
预设。“诗”与歌、歌诗等之间的名实对应实际上是汉人以《诗》的原初状态,即“诗”
与《诗》尚对应时的状态来言说汉代的“诗”的结果。这样的处境使得汉代的“诗”虽然
在本质上趋向于纯文辞的制作,却又无法完全脱离音乐而言说。而《诗》入汉之后音乐系
统的亡失则使得创作者得到凸显,而《诗》在汉代的文本形态也使得《诗》义开始逐渐延
展。《汉书·艺文志》中“诗赋”别为一略,则标示着《诗》义在更大的范围上的演变。
第二章主要考察汉代的《诗经》编纂研究。在汉代“诗”与“诗三百”之间的严格名实对
应逐渐破裂的情形下,“采诗”说就意味着汉人观念中先秦采得之“诗”在数量上是远远
超出“诗三百”的。如此,“孔子删诗”说才有着首要的合理性。所谓的“逸诗”和“六
笙诗”都不过是在强化着这种合理性。以此来考察汉人对于《诗经》体制编排的言说,则
会发现“诗三百”入汉之后已非孔子之旧,那么,《诗》义在汉代也就必然发生新的变化。
第三章和第四章分别对西汉和东汉的《诗经》研究予以考察。《诗》学分家是西汉《诗经》
研究的重要现象,但《诗》的研****者甚众且并非皆可名家,说明成家需要许多外部机缘,
非单一的学术自为。而四家之下“别自名家”的现象则标示着《诗》说的必然演变和《诗》
义的增衍。赋与歌诗的复杂态势也在某种程度上使得包括“诗三百”在内的“诗”的意义
指向显得错综与纷纶。那么,“诗本义”的提出就有了特别的意义。西汉不断出现的古文
材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衬出官学的缺失,那么,未立于学官的《毛诗》就会与三家《诗》
之间形成隐隐的对峙。光武中兴之后,今古学的争端相当明显,而且前期主要是关乎空间
分布状态,即是否立于学官。《毛诗》当时在古学之列,在今古学之争的背景上显然与三
家《诗》之间有着一定程度的对立。但今古学之争只是一定背景和条件下的争端和对立,
并不能涵盖汉代经学的全部。对于四家《诗》而言,毛《诗》与三家《诗》之间有着一定
的对立,但四家之间也有着共通之处,比如对于“孔子删诗”的认同。要真正考察东汉的
《诗经》研究,仅执著于今古之分显然远非全面。东汉谶纬之盛使得整个学术的品格有了
转变,立于学官者尤甚。《诗经》研究自然无法例外。但此时《诗》外之“诗”的发展则
呈现出与此态势相异的若干趋势。这在某种程度上会使时人对于《诗》的认定出现一定的
混乱。郑玄选择《毛诗》进行笺注,说明今古之分已经转向学术统系的序列。郑注的实绩
也使得《诗》义形成聚拢之势并拥有了一以贯之的指向。正是在此意义上,郑注受到普遍
的欢迎,《毛诗》因此而大显。一个新的《诗》学时代即将来临。
关键词:《诗经》;《诗》义;郑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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