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家族信托魅影
9月的一个下午,一位面容憔悴的中年女人来到招商银行上海分行的楼下。大厦的几部电梯分别通往不同的楼层,女人进入3号电梯,刷了一下专属卡片,电梯将她直接送至私人银行中心。
会谈室里,私人银行分行的投资顾问和刚刚从深圳总行飞来的投资顾问已经在等候她。
中年女人叫邓如,是国内一家知名制造企业董事长的妻子。会谈室里在座的都是邓如家族办公室团队的成员,负责为其设计家族信托的架构。几个月以来,邓如经常与团队沟通,大致内容围绕家族中过去若干年的一切生意与生活的变化,这些可能会给相关法律关系带来哪些改变。一些邓如以前从未考虑过的问题、想法和信息,也都被这个团队一点点激发、挖掘出来了。
本次双方会面的主旨是,就拟装入家族信托中的资产内容、投资方向、风险等级、配置比例等等进行商讨。在商谈开始前,邓如面前已经放了几份保密协议和意向书。对于家族信托设立的过程,双方均需承诺对相关内容保密并负有法律责任。
在国内,家族信托是一个低调而又不成熟的领域。当薄谷开来向世人展示,其围绕购入法国枫丹·圣乔治别墅而进行的一系列复杂的法律制度设计时,许多内地富人们才窥到“家族信托”的部分魅影。没有传承就不是家族
尽管世界财富史显示,几乎每一个历史悠久的名门望族背后都有一个设计复杂的家族信托,但是在缺乏契约精神的中国内地,让草根成长起来的第一代富人阶层接受并不容易。
过去30多年来,中国内地富豪财富规模与人数迅速增长。2013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榜单上,身家在10亿美元以上的1400名富豪之中,有120余名来自中国内地。这百余名超级富人几乎都是企业家,且年龄大都在50-65岁之间。福布斯统计显示,这个群体正面临接班问题。截至7月31日,中国711家已经上市的民营企业之中,二代接班的比例还不足10%。数据进一步显示,这个比例还会不断攀升。无论是改革开放之初的企业“教父”,还是1992年那一批集体下海的大佬,又抑或互联网新贵,他们都面临着家族企业的传承问题。
正在进行二代接班的企业面临着严重“代沟”问题。据招商银行在2013年对中国富豪私人财富调研时发现,很多家族企业的后代不愿意接手父辈“土气”且回报率低的家业,他们更倾向于从事金融投资工作;有的即便同意接手家族企业,首先开出的条件是——父辈们必须绝对放权,企业的领导者只能有一个。但事实上,这些已经接手的继承人受限于经验与能力,又无法超越创富一代的成就。《福布斯》刚刚发布的中国家族企业报告显示,2010-2012年间,二代接管的家族企业的净利润复合增长率仅为一代操控大局时的1/4,%。
随着时间的推移,家族的财富和意志如何延续下去已成了中国绝大多数富人们的心病。除去接班问题之外,中国内地富人们的传承需求就像中国社会形态一样千差万别。按照传统的做法,他们都希望子孙们永远富足,于是中国的富人家庭往往以购买保险、房地产的方式来分散风险。他们模糊觉得这些已经是在做财富的保障与传承,但又不确定自己做得够不够;思考得更深入一些的企业家想通过一种制度设计来隔离企业、本人与家族其他成员之间的不确定的关联风险,但又不知道怎么做。
就在中国内地富人焦虑家族未来的时刻,家族信托开始浮出水面。50岁的邓如有过两次婚姻,两个儿子分别来自两个家庭。打拼、赚钱,她与现任丈夫既是夫妻又是合作伙伴,在制造业这个费力不讨好的行业里一做就是几十年,积攒下数亿的财富。
一直以来,邓如打理家族财富的主要方式是购买保险、房产和理财产品,当然也包括一些信托产品。但她从来没有关心过所谓家族信托,更不知道它与国内流行的那些商事信托有什么区别。
事实上,家族信托是一种通过转移财产所有权而进行财富传承的工具。富人作为委托人要将资产的所有权转移给受托人(通常是一家信托公司),并将资产托管在一家商业银行,然后受托人根据双方契约管理这份信托资产,并将资产收益再转给受益人(通常为企业家的子女、直系亲属)。
由于中国是一个大陆法系国家,历史上也不存在将符合道德义务的惯例法制化的传统,只有成文法律的规定才可能使道德义务法律化;因此,不能指望所有的受托人会秉承“船长精神”,在任何情况下都坚守委托人的利益。以往也不乏受托人违背忠实义务,损害受益人利益的个案。所以,缺少契约文化的现实阻碍了富人们对家族信托的信任。
然而与穷人一样,生老病死对于富人也同样的不可避免,就在一个月前,邓如被检查出身患癌症。这使她开始审视家人与财富之间的关系。与接受死亡相比,一切艰难的选择都已经变得顺理成章,邓如终于决定“涉险”家族信托。
但邓如和大多数中国内地的企业家一样,自家的资产状况和法律关系在进行家族信托设计时存在诸多阻碍。另一方面是目前商业银行所能提供的家族信托架构也非常“草根”。中国内地家族企业的创始人及其家人习惯持有公司大部分的股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