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法治中国路线图
现代市场经济运行良好的国家都以法治为基础。因为投资者、贸易者、劳动者、消费者——无论个人还是团体以及企业,无论各自的利益诉求有多么巨大的差异——只有明确地知道行为准则以及违反规则的后果,才能作出合理的规划和决定。
在这里更重要的是,规则要平等适用于任何人,政府不得偏袒某一方,也没有超越于规则之上的特权。否则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就难以协调,通过竞争产生效率的机制也就难以启动。正是同时约束所有行为主体的法治秩序,可以使市场经济的参与者不必担心其他人任意侵犯自己的合法权益,无需就生产和营销中碰到的各种问题和纠纷解决逐一与政府官员进行谈判,因而可以全神贯注于各自的事业和绩效。
由此可见,不仅限制公民侵权行为,而且还限制政府滥用权力行为的那种现代法治原则,才是财产权和契约履行的可靠保障,才构成自由竞争、公平竞争的前提条件,从而有利于减少交易成本、提高办事效率、防止寻租行为。中国在确立市场经济体制之后推行法治,乃改革开放时代制度变迁的必然逻辑。特别是在不同利益诉求发生冲突之际,政府究竟代表谁、在使用规则时能否保持不偏不倚的质疑层出不穷,形成日益强大的舆论压力。这意味着在社会多元的格局中,国家权力的中立化、客观化、媒介化以及治理方式的转换势在必行。
不言而喻,市场竞争机制会促进功能分化和利益集团分化,导致社会的结构和思想状况具有越来越显著的多元性。实际上,当
“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这样的区别第一次出现在2001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大众传媒中时,抽象的“人民”概念就开始裂变,既有的整体主义国家理论和一元化制度设计就开始被重新审视,不同群体的利益如何表达、如何协调之类的问题就开始被提上议事日程。
特别是在不同利益诉求发生冲突之际,政府究竟代表谁、在使用规则时能否保持不偏不倚的质疑层出不穷,形成日益强大的舆论压力。这意味着在社会多元的格局中,国家权力的中立化、客观化、媒介化以及治理方式的转换势在必行。也就是说,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相对峙的格局以及解决利益和价值冲突的现实任务决定了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无从回避。一般而言,政治改革的目标是兼顾自由与平等的民主制,但改革的最佳切入点却是注重程序公正的法治。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市场化和社会多元化对依照规则管理公共事务的内在需求,为法治国家的建构提供了基本动力。
通过法治国家的建构来改造现有的权力结构和权威体系,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个最主要的步骤。
第一步,在现行宪法的框架内,把平等、自由、民主、人权等现代文明的普遍性价值与高度集中的权力结合起来,通过加强法律规则的执行力和确立司法独立原则,实现权力的合理化、效率化、正当化。在这里,现代文明的普遍性价值构成了权力的正当性基础,而在启蒙体制乃至所谓“发展型独裁”体制下已经形成的高度集中的权力,则能够突破既有利益格局的限制,在大转型的过程中确保社会的整合性。
当然,普遍性的现代价值与高度集中的国家权力之间,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紧张和冲突。所以,在这个阶段的顶层设计,应该以“矛盾的制度化”和程序公正为基础,并通过司法独立原则及其他各种方式和手段来协调矛盾,保持不同构成部分之间的衔接和平衡。如果权力过于集中甚至绝对化,就会践踏现代文明的普遍性价值。如果权力过于分散甚至弱势化,就会导致整合机制失灵,现代的价值体系也就失去了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