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何为“中国”
2006年甘阳在评论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时,认为汪晖是在回应西方汉学近来的后现代范式转向对“中国”的解构,因为它造成“中国本身存不存在这样一个问题”,而在西方后现代学界看来,“中国”只是人们建构的一个“名词”,“很容易被消解掉”。[1]
这是中国学界误读西方汉学中的China和中文概念“中”之关系的典范。甘阳在这里说的“中国”,都可以用英文China来置换;他在西方汉学中读出这样的意思,大概也是通过China这个符号工具。那么,“China”在西方汉学早期发轫的结构性理据何在,所指为何?清末以来,中国学人竞相宣称“中国”即“China”背后的文化理性又是什么?这对我们探讨“如何思考中国”这一议题又有何启示?
China与中国中心观的消解
在读初中上英文课的时候,我学到一个至今都印象深刻的词叫China;对这个词,我很快就认可它和“中国”是同义的:最起码,我们的国名翻译里就有这个词。在后来的岁月里,读书凡是遇到China的时候,都默认它所指的是“中国”,与我们所理解的“中国”是一回事。但稍后在翻译英文著作的过程中,有时却颇费踌躇:它所指的究竟是我们理解的作为整体的中国,还是仅仅指中国的一部分?
我并非第一个对此有疑惑的人。早在1871 年,大清官员张德彝出使巴黎,就对China这个名字颇有不满和疑惑。他在答法兰西访客问时提出:“中国自古迄今四千余年,从无此名(指China及其变体
[2]),不知西人究何所奉而以是名呼之耶?”[3]
俄文则把中国称为“契丹”。有个笑话说:一名俄国人在北京营商多年。有一天,他在街头溜达的时候遇到一位朋友。这位朋友神色紧张地告诉他:“China和中国打起仗来了,你害怕吗?”他说:“我住在契丹,安全得很。有什么可怕的呢?”
笑话归笑话,但它却讲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契丹、China和中国,并不是一回事,就如日文中所说的“支那”,我们坚决不认可一样。这些概念都深深地嵌刻在各自文明所支撑的学术脉络之中,各自的意涵不同,尽管它们的所指有交集。[4]
16世纪以来,欧洲各种文字中的China,意思极其繁多,并不一定是指国度;即便是在指国度时,也并不一定是指中国;即便是在指中国时,也不是我们理解的中国。把China等同于“中国”是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经典假象;这个假象起源于利玛窦(Matteo i,1552~1610),是欧洲学界艰辛探索的结果:他们对来自中国的各种材料进行加工,其文化/文明背景和社会背景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潜移默化的决定性作用,最后在19世纪为中国之人普遍接受。
利玛窦是欧洲作者中第一个[5]提到“中国”这个概念的。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9)编辑整理的《利玛窦中》(1615)中,第二章介绍China的名字:
今天我们通常称呼这个国家为中国(Ciumquo)或中华(Ciumhoa),第一个词表示王国,另一个词表示花园。两个字放在一起就被翻译为“位于中央”。我听说之所以叫这个名称是因为中原的中央。由于有这个看法,所以当他们第一次看到我们的地图时,发现他们的帝国并不在地图的中央而在最东的边缘,不禁有点迷惑不解。利玛窦神父替他们绘制一幅世界地图并以中国字加以标注时,他尊重他们的看法,便安排得使中国帝国多少占据着中央的地位。然而,现在中国人大多承认他们以前的错误,并引为笑谈。
[6]
稍晚于利玛窦和金尼阁的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也曾在《职方外纪》中说过:
地既圆形则无处非中,所谓东西南北之分,不过就人所居立名,初无定准。[7]
既然地球上各点都可以是地球的中心,各个中心都有自己的东西南北之分,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位观念,而现代欧洲以格林威治为零度经线的地理系统仅仅是19世纪80年代欧洲各国多方博弈较量以后的产物,为什么近三百年前金尼阁编辑整理的《利玛窦中》要用嘲笑的口吻来揶揄中国人的中心观,并断定那是错误的呢?或许这和他们的传教事业有关:如果中国是中心,那么他们从边缘向中心传其宗教就少了几分正当性。
艾儒略之所以要提“无处非中”,其实针对的是,当时中国士大夫们相信中国是天下之中心,与利玛窦一样,他力图想说明中国士大夫们是错的。他们的著述开启一种源于传教旨趣的劝导体:让别人相信自己就是传教士所说的那样。[8]劝导体有没有考虑欧洲也只是众多中心之一呢?很可能没有。无论怎样,劝导体是以欧洲中心主义替代中国的中心主义。
基于此,我们可以说从欧洲人知道“中国”这个概念一开始,China就是以对抗性概念的面目出现的,旨在消除中国中心观,把中国客体化并纳入到以欧洲为中心的地理体系和世界想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