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当代意义
从传统文化的四点基本精神浅谈当今
当今社会,人们大都在学习欧美的先进知识,文化。有意或是刻意的模仿,不知不觉间对中华传承5000年的文化有着一种鄙夷与抵触。五四新文化运动背景来看,整个中国的近现代史是一个逐渐融入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历史的过程,也就是一个不断地拥抱西方、对西方亦步亦趋的追随过程。因此,五四的发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酵过程。在晚清之前,中国传统社会的主导思想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儒学作为道统始终是为政治(政统)服务的,也就是说,道统与政统是相互依存的。随着清王朝的坍塌,“这种崩溃导致了文化—道德秩序的解体,随之而来的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的各个方面都失去了信任,它使人不知不觉地产生了这种感性认识:中国的传统社会和文化应该作为一个有机式整体而予以全部拒斥”。儒学道统的危机并不仅仅是由王权的坍塌所导致的,西学对儒学的冲击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西学的引入与传播加剧人们对儒学道统的质疑。因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新文化与传统文化斗争的集中表现,从“启蒙与救亡的相互促进”发展到了“救亡压倒启蒙”,进而启蒙成为未竟之业。之后中国传统文化又经历了文革等数次冲击,在亦步亦趋中逐渐的走向了舞台的后面。
可是以下的历史不能否认,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很早很早就已经吸引了西方的传教士、学者、文学家、艺术家、旅行家以及商人等等这些社会的精英分子的注意,引起了他们广泛的注意,并且通过他们又广泛地传播到世界各地。中国的文化在16到18世纪,通过有些著名的外籍人士,如意大利人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德国人汤若望(1592-1666)、比利时人南怀仁(1623-1688)等一大批传教士的著作和他们的活动,在当时欧洲实际上掀起了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国热”。最早来中国传教的先行者——意大利耶稣会的传教士利玛窦,他是1582年来华的,在华10年。在华期间,他苦心钻研儒学,并且大量地著书,向西方介绍儒家的思想。他曾经将中述说:“国人读而悦之”,就是他本国的同胞读了之后,非常地喜欢这本书。我们也不要轻看一本书在一个国家的传播。我们现在中国是个社会主义的国家,我们现在社会主义怎么来的?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了。马克思本人没有到过中国,恩格斯也没有到过中国,列宁还没有到过中国,那么就是靠书籍的传播,中国获得了马克思主义。在这之前,在这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100多年,使我们现在成为世界上唯一建成的社会主义的大国,现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有五个,我们是唯一的大国,那么并不是其他的力量来导致的,没有外国人用飞机大炮把马克思主义送到中国来,也没有任何人到中国来办共产党、办革命党,而是就是通过书籍的传播,中国有这么样翻天覆地、几千年没有过的翻天覆地的一个大变化,所以书籍的传播不能小看。利玛窦又著了一本书叫《基督教传入中国史》,向欧洲详细介绍了儒家思想,有学者曾经指出:这本书对“欧洲文学、科学、哲学、宗教及生活方面的影响,或许要超过17世纪其他任何的史学著作”。我们的《诗经》是“五经”之首了,尤其受到传教士的青睐,曾经出现过众多的译本。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1623-1693),他主持翻译、编写的《中国贤哲孔子》,这本书在西方的反响也比较大。该书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和《孔子传》等几个部分,向西方全面地介绍了孔子这位贤哲的思想。这本书极其推崇孔子,称他是“道德及政治哲学上的最博学的大师和先知”。那么在西方,被称为“先知”的有耶稣、穆罕默德,中国的孔子也被他称为
“先知”,而且还称为在“道德及政治哲学上的最博学的大师和先知”。我们的《易经》也由一个法国人叫雷孝思(1663-1738)的人,他译了一本书,名叫《中国最古之书易经》。德国传教士花之安,他把《论语》、《孟子》等书译成了德文。意大利人殷铎泽(1625-1696),他研究拉丁文,把《大学》译成一本书,起名叫《中国的智慧》。
传教士们的这些著件,特别是其中所反映出来的中国哲学思想,开阔了欧洲人的视野,启迪了欧洲的思想界。有的学者认为,如果没有中国的影响,就很难想象法国的启蒙运动的哲学家将如何会产生。启蒙思想家他们所崇尚的“理性”和“自然规则”这些概念,与中国古代哲学实际上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也正是受到中国哲学思想的影响,欧洲的启蒙运动的领袖,构筑了自己的理性王国,作为他们批判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而哲学家呢,他从中提炼有益的思想滋养,以建立新的思维模式。东方的文化、中国的精神,在欧洲成为瓦解西欧中世纪城堡的一个重要因素。启蒙思想家蒙田记下了他在阅读中国印刷著作,用手抚摸着那些细腻的纸张时候的那种欣喜之情。伏尔泰曾经以传教士的著作为素材,他撰写了具有反封建思想的《风俗论》。他还根据传教士的著作中所提到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