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明代心学领袖王阳明的圣狂 刘梦溪    李卓吾的思想和明朝的心学领袖王阳明有直接渊源,王学后劲很多都是他的朋友。王阳明提出的不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的主张,对李贽影响极大,李的著作中此类言论随处可见。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孔子思想就被奉为圭臬,所谓“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韩愈)。历来狂客的所谓“狂言”,大都涉及对儒家权威地位的置疑。王阳明、李卓吾如此,李白、阮籍、嵇康亦复如此。李白示“狂”的“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前面举证过了。嵇康的名言则是“非汤武而薄周孔”。不过他们所置疑的不是原孔子和孔子的原思想,而是后来附加在孔子头上的放大的光环,以及从孔子思想中“支离”出来的部分。因此李卓吾和王阳明之所为,都是要还原真孔子,并不是简单的“非圣”。相反,李卓吾认为“圣人能医狂病”,“圣”可以“息狂”,惟圣人能够做到“爱其狂,思其狂”,能够称狂者为“善人”。    王阳明不用说更纯粹是一个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狂之圣者”和“圣之狂者”。阳明的思想向有“三变”、“四变”及“五溺”之说,要之是少年时期“驰骋于词章”,随后出入于佛道二氏,然后“居夷处困”,最后豁然开朗由悟道而入于圣学之域(见钱德洪《刻文录叙说》,吴光等点校《王阳明全集》下册第157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而入于圣域的标志,是“致良知”学说的发明和建构完成。令人讶异的是,当阳明子入于圣境之后,对“狂”的义涵又赋予了新解。他说:“吾自南京已前,尚有乡愿意思。在今只信良知真是真非处,更无掩藏回护,才做得狂者。使天下尽说我行不掩言,吾亦只依良知行。”(《年谱》三,《王阳明全集》下册第1287页》)这番话是嘉靖二年二月阳明子五十二岁时和弟子们讲的。《明儒学案》的记载,文字稍有异同,作“门人叹先生自征宁藩以来,天下谤议益众。先生曰:‘我在南都以前,尚有些子乡愿意思。在今信得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着些覆藏,才做得个狂者胸次,故人都说我行不掩言也’”(中华书局版《明儒学案》上册第216页)。毫无疑问,此时之阳明子已完全进入圣境,但他不仅不排拒“狂”,不摈弃“狂”,反而视“狂”与“圣”为一体,甚至把“狂”视为成圣的必要条件。所以他说到南都之后“才做得个狂者胸次”。就是说,一个人只有拥有了狂者的胸怀和雅量,才有可能成为圣人。显然阳明子和李卓吾等明儒对“狂”的诠解,把“狂”的道德境界和义理品阶大大提升了,变成与孔、孟相继而不相同的儒圣和儒狂的思想。    孔子对中行、狂、狷、乡愿的“四品”取向,态度原极分明,传统的解释,特别是孟子的解释,中行为第一,狂为第二,狷为第三,乡愿第四。也可以把狂和狷合而为第二。孔子对乡愿的深恶痛绝已见之“德之贼”的四字恶评,后来的儒者对此均无异词。孟子解“乡愿”义最切,曰:“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絜,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尽心》下)意即这种乡愿的人,你要非议他,却举不出证据,想骂他一顿,也不知从何骂起。他不过是与庸俗的社会现象和****惯同流合污而已。看上去一副忠诚老实的样子,行为上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廉洁的地方。这样的人有谁不喜欢呢。他自己因此也以一贯正确自居。但是很可惜,这种乡愿的人永远也不能成为圣人。至于不能入于圣的理由,王阳明讲的非常清楚,认为此种人的“忠信廉洁”是为了“媚君子”,“同流合污”是为了“媚小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