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三、对加快城市化进程的思考和建议城市化政策是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的环境条件,可以把政策的调整完善看作集思广议的过程。下面是本文作者的一些思考第一,衡量城市化速度有不同统计口径。数字反映的只是符号经济,所以仅仅通过调整统计口径和户籍改革的“补数”增加城市人口比重,不意味着城市化的新进展,只是对现状换了一种认识方法。如果相对“淡化”城市化指标,有利于把注意力转向解决城乡矛盾,更多地理解市场原则和借助市场力量。推进城市化切莫倒果为因――是经济社会发展自然带动城市化,而不是为了加快城市化而耗费资源去发展什么。对我国城市化滞后程度的判断,有几组常用比较参数。一是所处发展阶段和城市化率的关系,如人均GNP或工业化水平和城市人口对比;二是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关系,如农业增加值比重和农业从业人员比重对比;三是一些微观变量和人口的关系,如各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就业弹性或近年人口增速和劳动力转移对比。如果要定指标,最好将劳动力非农化程度作为主要衡量标准。城市化可以归结为农民大军的消亡,此外无甚意义。90年代中期有人测算说中已达50%,[lii]这就像测算中一样,高归高,何益之有?%,近年还有回升趋势,这才是需要关注的。我国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着世界22%的人口;另一方面,以占世界40%的农民养活着7%的非农民。[liii]用这个标准观察,能发现“城市规模之争”实际上是“市场主体之争”。由市场配置资源尽管已经写进一系列文件,但是劳动力市场远未放开,最常见的是城市对“农民盲目流动”的封堵。本来农民流动目的性极强――生存和温饱。他们要养家糊口而非公费旅游,盲目不起。大部分农民没有流向小城镇绝不是贪恋都市的繁华,只因为复杂的城市比简单的乡镇有更多的挣钱机会;只因为昂贵的城市比便宜的乡镇有更高的相对收入;只因为混乱的城市比宁静的乡镇有更好的法制环境。农民在城市的劳动和生活条件尽人皆知,官员百姓均熟视无睹。进入城市的农民还要咬着牙交暂住证费、管理费、体检费、外出打工费和“房”租;忍受着白眼、谩骂、驱赶、酷暑和严寒;冒着生病无钱医、工伤无劳保以及被骗、被罚、被遣返的各种风险,最后他们还是选择遥远的城市而很少去享受移居小城镇的便利和“常回家看看”的亲情。仅广州市目前聚集了240多万民工,超过1992年“卖户口”时全国17个省的农转非总和[liv]。留给政府的抉择是继续限制农民进城还是帮助农民进城;是固守一厢情愿成本高昂的“小城镇道路”还是积极培育新兴城市。如果肯承认农民是市场主体,政策选择至少在确定方向时并不困难。经济学诺奖获得者西奥多·W·舒尔茨在1960年代提出一个鲜明的观点:“人类的未来不是预先由空间、能源和耕地所决定,而是要由人类的智识发展来决定”。他还说到,“个人进行迁移的权利的确十分宝贵,正是这种追求环境改善的基本原则,使个人和家庭获得了最好的收益,也正是这种保持开放的高效率经济体制的基本准则,极大地增进着人类的福利。”[lv]看来有必要辨清,“盲目性”是不是发生在农民对面。第二,目前的城市化政策具有双重目标,实践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不可能总相一致,需要选准重点、协调主次关系。目标之一是利用城市辐射力量拉动周边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另一个目标是靠城市吸纳农业剩余劳力。虽然后一个目标更紧迫,但是以往重点推进的“县改市”、“乡改镇”明显侧重于前一个目标。然而,依靠行政建制来密切城乡关系与市场经济取向不合。改后的辐射效果且不论,从城市化进程角度看,“市管市、市管县”带来的弊病是城市变得大而无当,基本聚合功能降低。现在最大“城市”达12000多平方公里,而有些上千平方公里的“城市”建成区人口不足20万。由此带来的土地问题尤为严重:多数城市“摊大饼”式扩张,城郊农村干部热衷于租售土地,1990年代以来全国耕地锐减与县改市、乡改镇很难说没有关联。是将城市建设导向可持续的内涵式发展还是放任粗放式的扩张,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在政府主导的大城市“退二进三”过程中,由于替代了企业行为,同样带来大量土地浪费。城市和郊区土地的价值长期低估,土地收益流失和非法侵占严重,阻碍了城市化进程和扭曲城乡经济关系。而且,以辐射辖区的形式带动郊县人口城市化,势必加重地方保护,排斥外地人,居住地和就业地分离引发的社会问题会更加严重。本地农民用耕地换来城镇户口以后,主要靠城市租金而不是劳动力资本致富,这种“城市化”进程仍然是修补原先的封闭体系。仍然在强化行政力量的同时压抑市场力量。因此,有必要对“城乡一体化”“农村城市化”等概念重新审视。第三,改革以来,虽有少数新兴城市出现,却不足以牵动局面。许多经济高速增长并吸引了大量外来工的城市,没有也不愿发挥城市吸纳移民的功能。广东一个地级市,仅工业使用外来固定工逾20万人,每年奖励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