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中国艺术研究院于4月20日举行了“西部开发与文化艺术资源保护、利用、研究”研讨会。与会专家发言的中心议题是经济开发与文化艺术历史资源情况研究必须并行,艺术理论工作者应该抓住千载难逢的机遇,积极做好西部文化资源的保护和研究。参加会议的有曲润海常务副院长、薛若琳副院长、党委副书记王泽洲,各所领导及学术带头人以及职能处室负责人计三十多人参加了会议。文化部科技司陈迎宪同志、《中会议。上午的研讨会有五个专题发言,六个专家自由发言,下午课题组召开了第一次筹备会。
现将领导及专家会上的发言摘要整理如下。(以发言先后为序)
方李莉:(中国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北大人类学博士后)
前几年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下面做田野考察工作,主要的目的是希望通过田野考察,了解到一些传统的文化和手工艺术在现代化的侵染下,正在发生着一些什麽样的变化,在这些变化中哪些传统正在消失,哪些传统得以继续的保留下来,又有哪些非经验性的新的艺术和文化在产生,而造成这些现象的内在因素是什麽。而且这些传统的手工艺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它们是遭到抛弃,彻底消失,还是继续存在,如果继续存在它又是什么麽样的新的方式在存在?
一般无论是艺术理论家还是人类学家,对艺术的考察大多都比较注重艺术作品的本身,比如说艺术的表现形式、符号和象征意义等。而在我研究中除作品本身外,我还注重的是那些活动在作品背后的人,也就是制作这些作品的艺术家或艺人,包括他们的思想、他们的价值观念、他们的创作过程、他们所处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在这里我不是把它们作为一个孤立的个体来进行研究,而是把它们作为一个文化丛来进行整体的研究,当然文化丛这个概念不是我提出来的,是一个美国的人类学家提出来的,但我在我的研究中采用了这个概念。我是怎样运用这个概念的呢?比如我曾花了很长的时间在景德镇做手工陶瓷艺术的考察,在这个研究中我提出了一个瓷文化丛的概念,这个概念就是围绕着陶瓷艺术的生产所发生的各种纠缠在一起的文化事项和社会事项,如当地的自然环境、自然资源、而依靠这些环境和资源所产生的陶瓷的生产技术、陶工们的群体经验、行业崇拜、行业组织、行业规矩以及在这些基础上所形成的审美观念、艺术风格等。在这里我希望将自己的研究内涵扩大到物质文化、精神文明和社会结构等人类活动的主要方面。正因为有了这种指导思想,所以在研究的过程中便希望能在艺术学的基础上从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等其他人文学科中吸取自己所需要的养分。采取多视角和多维度的综合性的研究方式,做到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综合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做了大量的和长时间的实地考察。这次参加西部开发的课题,一方面是科研办的林主任的鼓励,另一方面我也是想乘机将这一类的考察再继续做下去,以形成不同的对比研究。
在长期的实地考察的过程中,我感到了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问题,那就是在现代西方文化的侵染下,许多的传统文化都在迅速的消失,在大自然的生态平衡遭到破坏的同时,人类的文化生态平衡也在遭到破坏。据统计,随着工业文明的迅速发展,每天都有100种左右的物种在消失,这么多物种在短时期内的消失,会使得地球上错综复杂的生命之网的完整机体,遭到致命的伤害。但是,却从来没有人统计过,随着工业文明的侵染,每年有多少地方性的传统文化在消失,而这种消失也会对人类的文化生态带来伤害吗?生物界有一条规律:对于群体,在各方面条件相似的情况下,其脆弱程度与个体数量成反比,个体的数量越多,它能承受的外界压力也就越大,遭受挫折后恢复得也就越快;对于生态系统,物种越丰富,大自然的基因库也就越丰富。由于许多物种在生态位上具有相互补充甚至替代的性质,因此,整个生态系统也就越稳定,它所能承受的内外压力也就越大。还有一个例子,就是人工培植的农作物的基因是软弱的。它们的天敌能够有效的发现它们的弱点,所以,即使最富于生产力的新品种有一天也必须抛弃。为了与迅速形成的病虫害竞赛,科学家被迫不断地在他们的温室和种子库中搜寻新的遗传特征,但是,即使是这样,还是时不时的又会出现新的病虫害,而他们的基因储藏库中没有任何一种能与之抵抗。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能指望人工品种在大自然里有一个足够强壮的“野生亲戚”。这些野生植物在自然环境的激烈斗争中获得了一种遗传的抵抗力。这是那些娇生惯养的人工作物所没有的一种抵抗力。
找到这门远房亲戚常常不是简单的事情。植物学家必须要到地球上的某一特定地点,到受到危害的植物的老家去寻找,这些基因家乡也叫遗传多样性中心。比如,咖啡的多样性中心在埃塞俄比亚高原地带;玉米的多样性中心是墨西哥和中美的高原地带等。几百年甚至几千年来,这些偏远的遗传多样性中心是安全的。因为它们具有多样的土壤类型、地形和气候。此外,高山的交通不便,各山谷之间各自隔离,为这些地方提供了相对良好的保护,免遭文明和商业活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