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发达国家经济服务化动因与我国服务业发展(上)
张月友刘志彪
摘要:发达国家“经济服务化”动因的传统解释和最新研究进展表明:服务业兴起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产业间/产业内明显而重要的彼此依赖的关联关系所发挥的作用被长期忽视了。这为我国服务业发展研究至少提供了三个重要启示:首先,众多国内学者所论证的中国制造业与服务业间存在良好互动这一结论是错误地使用了数据和变量的结果;其次,必须纠正那种长期将产业关联与服务业割裂开来研究的做法,重视从产业关联视角重新认识我国服务业落后问题;最后,要促进我国服务业发展,尽快实现经济转型,政策着力点应该转移到加强服务业与制造业间的互补性关系上来。
关键词:经济服务化,产业关联,产业升级
一、发达国家有关经济服务化的争论
二战后,美国服务业就业比重持续上升,大约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率先成为实现经济服务化的国家。Fuchs[1]在对服务业开创性研究的一本名为《服务经济》(“The Service Economy”)的书中如此预言:起源于英国,随后在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发生的就业从农业向工业转移的现象是一次革命;同样,起源于美国,实际上在各发达国家也能观察到的就业从工业悄然向服务业转移的现象,也将是革命性的。如其所料,以服务业就业的占比达50%以上为衡量标准,到20世纪90年代末,世界上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成为了服务型经济国家。如今,发达国家增加值和就业的70%更是已经由服务业创造,经济社会运行的关键特征也越来越知识化、信息化和无形化(Maroto-Sánchez,2012)。但这是否表明服务业经历了真实增长,以及是否应该因此重视服务业发展,仍然存在争论。
首先,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高比重表明其经历了真实增长吗?Baumol、Blackman and Wolff(1991)坚持认为服务业存在成本病,发达国家的服务业上升只是一种名义上的提高,如果换用不变价衡量,服务业的相对比重不变甚至有轻微的下降(Baumol,2001;Summers,1985)。可是,这无法排除因大量服务业不可测量而可能发生低估服务业发展的情况。随着越来越多的对大量无形要素及其产出的重新定义和测量方法的开发与改进,近期有关服务业研究的重要文献对此提出了质疑。例如,Illeris(2005)论证了服务业对总GDP的贡献确实随时间不断增长;Schettkat and Yocarini(2006)认为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兴起既非价格效应也非制造业的服务外包所致,而是由家庭服务的不断专业化、市场化带来,发达国家的就业向服务业转移确实是一种需求的真实转移。
其次,服务业的发展应该受到重视吗?一些经济学家比较极端,以Gershuny(1977)为首的一些经济学家们彻底否认服务业增长,他们认为所谓的经济服务化只是高赋税福利国家的神话,实际上,只是由于国民经济核算时错误地对服务业进行定义导致的统计假象。如果使用最终产出而不是按工作属性来分类衡量服务业的话,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Jansson,2009;Gundlach,1994;Hammes,Rosa and Grubel,1989)。还有一些经济学家们干脆继承了Smith(1776)的服务业属于非生产性活动的保守思想,认为服务业本质上是寄生性产业,尽管其有助于实现其他产业的经济价值,但其本身并不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