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法兰克福委员会关于奥地利事件的报告科伦11月27日。四十年前,曾有过描写“深受屈辱的德国”[81]的人物。好在这些人物都已adpatres〔见老祖宗〕去了。要是现在,他们便写不出这样的书了,因为他们会连书名都想不出来,而如果又重弹老调,选用旧的书名,那他们就会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要知道,德国永远具有——用英国诗人的话来说,《beneaththelowestdeepalowerstill》〔“在最深度下面的更深度”〕。[注:弥尔顿“失乐园”。——编者注]原来我们以为,同丹麦签订那样的休战协定已经是空前的奇耻大辱了。原来我们觉得,在帝国大使劳麦在巴黎、黑克舍尔在意大利、专员施泰德曼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发表演说以后,在给瑞士发出两个照会以后,德国的屈辱已经到了尽头。但是,两个帝国专员关于奥地利问题的演说证明,我们是想错了。德意志帝国专员们以多么令人难以置信的无礼行为来对待德意志的荣誉,旧自由派先生们是多么昏庸无能、胆小怕事、背叛成性,这从刚出版的“奥地利事件调查委员会报告及其他”[82]中,特别是从其中的二十个文件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10月13日,韦尔凯尔先生和莫斯累先生受中央政权的委托,离开法兰克福去“调停维也纳事件”。不了解中央新外交手腕的人,这几天都在等待这两位先生到达维也纳的消息。当时还不知道帝国专员们有他们自己的旅行路线。帝国摄政王使者艾塞勒和柏塞勒[83]取捷径,经过慕尼黑前往维也纳。他们以“约卜西之歌”[84]中的道路图为指南,于10月15日晚上抵达维也纳。一直到10月17日中午,他们同巴伐利亚的大臣们和奥地利的代办在感人的团结气氛中研究了维也纳事件。在给施梅林先生的第一封信中,他们汇报了他们初步调查的结果。在慕尼黑,他们两位忽有所悟。他们殷切企望“第三位同事”(尽可能是一位普鲁士人)的光临,“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就将更出色地完成伟大使命”。但是“同事”先生并没有来。三人同行的希望破灭了。这可怜的一对只得独自登场。现在“伟大使命”怎么样了呢?伟大使命装在韦尔凯尔先生和莫斯累先生的口袋里,到巴骚旅行去了。还在作出奥地利之行的重大决定以前,“伟大使命”就有言在先了。“在那里,在那边非常可怕!”[85]韦尔凯尔给施梅林写道:“这里,在奥地利边境,居民也绝不是没有革命情绪和恐怖情绪的,〈不仅如此,〉甚至克累姆斯的国民自卫军也不可靠,仅仅由于守护桥梁的军队的干涉,才使这座桥梁在皇帝经过之前没有被国民自卫军破坏,皇帝才幸未被俘。”哪一位读者的心肠竟坚如铁石,竟不充分尊重高尚的政治学百科全书的心灵[Staats-Lexikon-Seele][86]的这种感情呢?这两位先生从18日中午至20日早晨在巴骚稍事歇息,便动身往林茨去了。10月13日,他们离开法兰克福,20日晚上,他们已到达林茨。这种令人难以想像的迅速行动难道还不足以证明他们的“伟大使命”的重要性吗?也许有特别的指令要他们这样匆忙吧?恰好七天以后,这两位先生到达了林茨,这就足以说明问题了。由于这个城市有“受过维也纳密使们的感化的为数众多的工厂居民”,所以韦尔凯尔先生在逗留巴骚期间产生了一种诚惶诚恐的预感;但是如今在这里连他和他的同事先生所想像的绞架的影子也根本没有发现。相反地:“在军官之率领下,全体国民自卫军,及其乐队……庄严隆重地排列成队,手持迎风飘扬之德国国旗,同围拢来之人民一道欢迎吾等,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