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中西方面子理论差异探微“礼貌”本身是日常生活行为中具有道德或伦理意义的一项行为准则,包括人们为维护和谐的人际关系所作出的种种努力。它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一条重要准绳。面子论是一种礼貌现象,其中包括英国学者Brown和Levinson建立在西方文化基础上的“面子保全论”,它是言语活动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个理论是否在中西方文化中都普遍适用?面子论是否具有不同的文化特征?本文将对中西方不同文化情境中的面子理论差异及其成因进行探讨。一、中西方文化情境中的面子理论(一)西方文化中的面子论英国社会心理学家ErvingGoffman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从社会学角度提出“面子”(face)这一概念。他把“面子”界定为“一个人在某一具体交际场合中,通过采取言语动作而为自己获得的正面的社会价值,是按照社会所赞许的属性而创造的自我形象”[1]。“面子策略”则指人们在交际中所采取的与面子相一致的行动,如避免发生尴尬、丧失自尊等。他说,人们在交往中无时无刻不涉及“脸面工作”(facework)[1]。“脸面”是人类行为准则之一,渗透于人际行为之中。一方面,人的行为受到面子的约束,另一方面人们也期待他人对面子给予考虑。面子是个人神圣的私有物,是安全感和幸福感的中枢。Goffman认为:“脸面工作”是互相配合的[2]。面子的维持和赋予取决于他人,换言之,一个人丢不丢面子归根到底掌握在他人手中。要想自己不丢面子,最保险的方法就是不去伤害他人的面子。因此,人们在交际中总是使用礼貌语言。英国人类学家Brown和Levinson于1978年发表了一篇题为《语言应用的普遍现象:礼貌现象》(UniversalsinLanguageUsage:PolitenessPhenomena)的文章,第一次对礼貌、面子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探讨[3]。他们调查了英语、墨西哥一种土著语和印度南方一种土著语中的礼貌现象,发现在三种毫无关系的文化中,语言使用中的礼貌现象绝非偶然,而是一种普遍现象[3]。他们沿用了Goffman的“面子”概念,提出了“面子保全论”(FaceSavingTheory)。“面子保全论”首先设定,参加交际活动的人都是典型人(ModelPerson)[4]。典型人是“一个具有面子需求的理性人”,通俗些说就是社会集团中具有正常交际能力的人。典型人所具有的“面子”即是每一个社会成员意欲为自己挣得的那种在公众中的“个人形象”(thepublicself-image),它分为消极面子(negativeface)和积极面子(positiveface)两类。消极面子是指有自主的权利,不希望别人强加于自己、干涉自己的行为。积极面子是指需要得到对方的承认和喜爱,与对方达成共识。Brown和Levinson认为,许多言语行为本质上是威胁面子的,讲究礼貌就是要减轻某些交际行为给面子带来的威胁。社会交往中既要尊重对方的积极面子,又要照顾到对方的消极面子,这样才能给对方留点面子,同时也给自己挣点面子,以免带来难堪的局面或使关系恶化[5]。他们认为在语言交际中为减少对面子的威胁,交际者应采取一些礼貌策略。这些礼貌策略分为积极礼貌策略和消极礼貌策略。前者针对听话者的积极面子,强调双方的平等、熟悉,而后者针对听话者的消极面子,特点为表示克制、正式和双方的社会距离[6]。(二)中国人的面子论作为礼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