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近代中国社会结构变化
与官僚资本主义思想形成
第一节鸦片战争前期中国社会的经世思潮
经世思潮是指以近代今文经学兴起为思想基础,以魏源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编》(1826)为起端,针砭时弊,提倡实用之学,横跨鸦片战争前后的思想倾向的总称。
经世致用是指讲求儒家经学以服务于现实社会和政治的一种儒学传统思想,亦可称为“通经致用’,其核心精神是面对现实、讲求功利、注重实效。经世致用,乃儒家思想的一大传统。
从孔子创立儒家学说始,即强调“六经”治世的道理,提倡学与行相结合。此后,在儒学发展史中,虽然孔子的这一思想不断得到继承和扩展,但孔子思想的原貌却在不断的阐释中被改变了形态,尤其是宋明理学兴起后,空谈义理的学术风气明显背离了孔子的经世旨趣。清初大儒顾炎武以“天下兴亡,匹夫固宜有责”自勉,擎起经世致用的徽帜,主张摈弃“明心见性空言”,代以“修己治人之实学”。同时,顾氏在治学上主张复兴汉代的经学,以经世为目的开创清代用考证之法研究经学的学风。然而在清乾隆、嘉庆年间,继顾氏而起的以振兴汉代古文经学相标榜的学者,他们在沿袭了顾炎武倡导的考证、训话等朴实的治经方法的同时,却抛开顾氏崇实致用的治学之本,造成了“为考证而考证,为经学而经学”的局面,致使以考据学为特征的乾嘉汉学,在经世的功能方面误人“万马齐暗”的泥潭而不能自拔。但是,在嘉庆末到道光年间社会危机不断加深的情况下,特别是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后,经世思潮的勃兴恰为晚清社会带来了生机。
一、清代乾嘉学派(汉学)
顾炎武(公元1613-1682年),原名绛,字忠清,明亡后,改名炎武,字宁人,江苏昆山县人,人称亭林先生。顾炎武自幼便在家庭的教育下,攻读经史及兵家典籍,14岁为诸生,后屡试不第,绝意科举。在明末严峻的社会现实面前,他“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毅然抛弃科举帖括之学,博综群书,志在经世。他广览历代史书、方志等,辑录有关农田、水利、矿产、交通及地理沿革等方面的材料,致力于《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的纂辑。明亡
后,清军南下,顾炎武参加了抗清斗争。失败后,弃家北游,进行实地考察,广泛交友论学,从事著作撰述,清康熙21年卒于山西曲沃。
顾炎武一生治学著述,旨在“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故其于经、史、地理、音韵、金石、诗文等学,均有精深造诣,且多见诸著述,“卷帙之积,几于等身”其著作主要有:《日知录》32卷,为其代表作。《音学五书》38卷,为其治音韵学的一部力作。《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虽仅属长编,但对考论中国古代、特别是明代的经济史、方志、舆地诸学,颇有价值。著名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传颂至今。(原文是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用“经学”来代替“理学”是顾炎武的主要思想特征。顾炎武针对王学末流“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空疏学风,提出了重要的命题:“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非数十年不能通也。”顾炎武的学术宗旨和研究方法是“综名覆实”,提倡读书,强调实用,贵创造,重证据,反对主观臆断和空洞的说教,这是和宋明理学的末流相对立的。是要“取近代理明义精之学,用汉儒博物考古之功”,也就是义理与考据并重。
“经学即理学”的命题,开启了乾嘉汉学治经明道的先河。这个命题蕴涵的意义有二:其一,理存在于经中,治经所以明道。关于治经的方法,顾炎武说:“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即由音韵学、文字学以通经,正与乾嘉考据学家读书先审音识字的思想一脉相承。其二,治经只是明道的手段,明道的目的在于经世。顾炎武自称:“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在他看来,著述必须阐明经旨以达世用,所谓“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他生平最得意的《音学五书》与《日知录》两部书是公认的考据学奠基之作,然而更有明道救世的意蕴:“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而未敢为今人道也。”可见,顾炎武“经学即理学”的命题包含了实证的考据学与实用的经世学思想(考辨古文古韵,在于明道经世,博学于文,在于行辑有耻),这二者密切相关联,有如一枚钱币的两面。
顾炎武提倡古文经学的思想,影响了清代早期思想演变,之后清代乾嘉汉学兴起,由于其考经证史朴实无华,以考据见长,就其学术风格与治学方法而言,常常称其为朴学或考据学;又由于此一学派发展到乾隆、嘉庆时期达到鼎盛阶段,曾呈现
“家家许郑,人人贾马”的盛况,从其反映的时代特征而言,又称之为乾嘉汉学;到惠栋时,一切条件才基本具备,才构筑起“汉学”的牢固阵地。
惠栋(1697-1758年),字定宇,江苏吴县人。惠氏世代传经,曾祖惠有声是明末秀才。祖父周惕、父亲惠士奇是康熙年间的进士,都是有名的学者,著作很多。惠栋生长在学术空气浓厚的家庭环境中,“自幼笃志向学,家有藏书,日夜讲诵。自经史诸子百家杂说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