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利益集团与制度非中性
张宇燕
一、引言
当了八年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在其告别演说中,针对当时美苏之间的所谓“导弹差距之争”和美国U-2 高空侦察机的丢人事件,讲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他警告他的同胞们要防止“军-工综合体”给美国带来的危险。从艾森豪威尔这样一位将军口中说出这样的话多少有些令人惊讶,因为正是在他的任期内,美国的武装力量得到了极大的增强。看来他最终还是认识到了、那些耸人听闻的诸如“美国武器装备落后于苏联”、“美国受到苏联日益增长的威胁”的流行见解,不过是贪婪的国防工业承包商与轻信并且深知只有从战争中方可获得最大影响力的军事首脑们合作的产物(参见舒尔茨,1990,第295--296页)。
我在此提及这一段历史,意在引发下面的议论:如果把美国的“军-工综合体”视为利益集团的代表,我们便会发现,在人类社会中,利益集团及其间的冲突与合作,不仅无处不在、无孔不入,而且还在相当程度上支配了社会的发展进程,决定了人类活动的方式。笔者写作本文的主要目的,就在于阐明利益集团及制度非中性形成和发挥影响的机理,同时也是为了清理一下我对此问题的长期思考。本文的第二节将着重讨论利益集团和制度非中性之概念。这也是展开分析的基础。在第三节,我打算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考察一下利益集团分析是一种什么样的分析。利益集团形成的机理及其活动形式,将构成第四节的主题。在第五节,笔者试图把不曾被经济学家当作利益集团来加以分析的政策制定者和立法者的行为纳入讨论之中,以求拓展利益集团理论的疆界。借助非中性制度来维护利益集团之利益的经济和政治后果,尤其是它在一个从中央计划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内的后果,是笔者在第六节所关注的焦点。在第最后一节,我打算简略地谈谈关于利益集团之重要性这个问题。
二、概念讨论
将利益集团作为研究之对象的,大有人在。一批欧美国家的著名的政治学者(本特利,1908;杜鲁门,1951)所关注的,便是利益集团及其对民主制度的意义或影响。这里,我不打算对上述诸位的理论进行深入的讨论,而只是想借此来展示利益集团问题在政治科学中的重要地位,并引出利益集团的定义。按照通常的、并且具有些权威性的解释,利益集团无非是指那些致力于影响国家政策方向的、但是其本身并不谋图组织政府的组织(《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1987,第362 页)。
如果要对利益集团进行详细讨论的话,我们还可以分别对“利益”和“集团”加以考察。所谓利益,用最为通俗的语言讲,就是好处。为什么某些人或人群关心政府的决策和执行?道理很简单:某些政府的政策能够给他们带来特定的好处。当然,好处多种多样。它们既可以是货币的,也可以是非货币的,比如荣誉、声望等。尽管如此,各种利益均可被纳入一个具有一般性的效用函数之中。至于集团,则多指那具有一定相似或共同属性的人群。他们之所以“成群”、“结队”,在于其态度类似、利益一致、并且存在相互作用(参阅计中丰,1988,第13页)。
尽管前面讨论的是具有权威性的利益集团的定义,但在此我还是打算依据我的喜好给出一个经过修正了的利益集团概念,即,它是由一群拥有共同利益的、在社会中占少数的人组成的团体,其目的在于力求通过对国家立法或政府政策的形成与执行施加于己有利之影响;不仅如此,如果可能的话,他们还一定会谋图组织政府或垄断立法机构,以期最便捷地实现自身的利益。毫无疑问,作出修正是需要给出理由的。显而易见,利益集团只能是由社会中的一部分人构成,否则就不能被称之为集团了;另一方面,存在共同利益乃导致集体行动的一个基本的必要条件。同时,仅仅把影响政府政策看成是其主攻目标的作法带有较大的局限性,因为至少是从实际经济生活上讲,左右立法亦是其的重要途径之一。当能够以政党的形式组织政府或控制立法程序的时候,又有哪个利益集团会坐失良机呢?要知道,组成政党的人们决非仅是某个或某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他们自己往往就自成一个利益集团(这是笔者引申出来的利益集团的一个含义,且主要存在于公有制计划经济之内。在第五节它还将被进一步讨论)。
在给出“制度非中性”概念的说明之前,有必要事先分别澄清一下制度和“非中性”这两个词的涵义。在我看来,所谓制度,无非是指那些人们自愿或被迫接受的、规范人类偏好及选择行为的各种规则和习惯。在这里,规则包括法律、规章以及政府政策等等;而习惯则多指文化传统、风俗、禁忌、道德规范等等(张宇燕,1992,第四章)。就经济学家而言,对上述具有宽泛内容的制度概念如果有什么侧重的话,那就是他们更加注意那些与界定、保护私人或集体财产权利密切相关的种种规则和习惯(科斯,1960;戴姆塞茨,1967)。至于“中性”或“非中性”概念,我是从有关货币供应量变化之影响的讨论中知道的。当货币发行量增减时,有人认为其影响具有一般性,即受其影响的仅仅是价格总水平而与实物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