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晚明东林党研究综述:1991—2004
东林党既是一起历史事件,又是一种文化现象。它虽然发生在晚明时期,但无论对当时还是后世都曾产生过深远影响。许多年来,学界一直把它视为明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而备加关注,有关撰述也络绎不绝。对于1949年10月至1990年12月间的主要成果,笔者撰有《建国以来明末东林党研究述评》一文已予介绍。该文署名“黄兆”,刊于《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11期上。本文的时限,上承前文,始自1991年1月,止于2004年6月。取材的范围,仍以所见之大陆出版物为限。笔者依能力之所及,共收集到此期内相继面世的涉及本课题的学术著作25种,散见于论文集和各类刊物的文章93篇。现分专题对这些著作和文章中有争议者与有发明者作一概述,以期有助于展示近十余年来本课题研究的风貌。
一、东林党正名
东林党正名讨论的是东林党这个称谓的本身。它与本文的几个专题:东林党议、东林书院、东林学派既有关联又有区别,故另辟一节,置于文首。
“党”字在《周礼》、《尚书》、《论语》、《左传》等先秦典籍中已见之。许慎《说文解字》训为:“不鲜也”。段玉裁注:“《释名》曰:五百家为党,党长也,一聚所尊长也。此谓党同尚”。党的本义为周代一种地方基层组织。后引申为“族党”、“党类”、“党附”等。“朋党”一义是由“党附”衍生而成的。在后来的使用中,此义渐居主项。所谓“朋党”,与“政党”存在着本质的区别。“政党”必须具备政纲章程、组织机构等一整套严密的构成要件,它是近代社会的产物。而“朋党”只是因亲谊、地缘关系或共同的利益、政见等结成的政治派别和集团。东汉的“党锢之禁”、中唐的“牛李党争”、北宋的“元祐党人”,均属此类。最先将“东林”与“党”联系起来的是万历三十九年五月御史徐兆魁参劾顾宪成的疏文。天启五年十二月,魏忠贤矫旨颁示天下的《东林党人榜》给“东林党”这种提法披上了一件合法的外衣,而在清代所修的《明史》中直接称用“东林党”一名,则使这个出自一方当事人的罗织的名目变成了世之“公论”,270年来相沿成习。
但是,这一称谓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呢?应该说,多数论者的回答都是肯定的。陈宝良《论晚明士大夫》(《齐鲁学刊》1991年第2期)说:“‘东林党'其实不是一个党派,但将它归结为一个士大夫群体则是恰如其分的。”美国牟复礼等编《剑桥中国明代史》(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2月版第575—578页)一书说:“东林党不是这个用语的现代意义的政治党派。翻译为‘党派'的‘党'字有贬义,在意义上更接近于诸如‘派系'、‘宗派'或‘帮伙'一类的词。成员的身份没有固定的标准,……任何知名人物仅仅由于他们政治上的同感及他的社会联系,就能取得成员资格”。“东林党人保持一种组织相对松散的文职官僚等级制度的倾向。”张安奇《晚明激烈“党争”中的“东林党”》(《好学集》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5月版第545页)说:“本来,在封建社会时,所谓的‘党',就并非是近代和现代意义的党。只是一些志同道合的人松散地聚集在一起,所谓的同气相求而已。……其立场观点和态度的不同乃至品行的不同,就形成了不同的派别。”东林党就是这种“派别”。蓝东兴《明中后期朋党特点及形成原因》(《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说:“‘东林党'这一概念不甚明确,所以有的研究者认为东林党严格说来不能称为党,……似乎只有带着明显地域特征或者具有鲜明政治主张的派别才称得上党。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明中后期政界这种现象正是当时朋党的一个新特点,即结构松散,成分不一,凝聚力小,成败快速。”顾蓉、葛金芳《雾横帷墙:古代宦官群体的文化考察》(陕西人民教育1992年1月版第158页)说:“所谓‘东林党'原是明末宦官集团强加在反对宦官干政,希望澄清吏治的一批官僚、士人头上的一项罪名。这些官僚、士人虽有浓厚的宗派习气,却既无组织,又无纲领,严格说来,最多只是官僚同气相求、同声相应的松散联盟而已。”张显清、林金树《明代政治史》(广西师范大学2003年12月版第797页)说:“晚明的党争,实际是不同的政治派别或政治利益集团之争,其‘党'只是派别或集团的称谓,并非后世意义上的‘政党'。这些所谓的党,无论是东林党、浙党、阉党等,都不具有组织意义。”吴伟逸《东林党争与晚明清流士大夫的历史命运》(《安庆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97年第4期)说:“‘东林党'确是反对派从‘君子不党'的角度攻击东林人士给加上的名号。而另一个事实是,东林党确为一个有组织、有领导、有政治主张的政治团体”,“是清流士大夫,为救世而与邪恶势力进行斗争的政治组织。”
以上引文虽然竭力回避“党”字,而使用了诸如“群体”、“派系”、“宗派”、“帮伙”、“派别”、“联盟”、“集团”、“团体”之类的词语,但在此处它们的含义基本上是一致的,那就是都认为东林党是一个朋党,而不是政